粱庭望著
陆荣廷新论／阮现辉主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9
陆荣廷 壮族传统文化
在辛亥革命后陆续出现的十几位军阀里，陆荣廷是最值得探讨的人物。他以一个集孤儿、叫化、小偷、流浪者诸卑贱于一身的"蛮人"（20年代军阀中独此一人），做到了两广巡阅使，在武林政客中纵横捭阖，主桂10年。他既有骑马紫禁城的"殊荣"，又有能为百姓炒牛下水这样的"贱事";既是拥兵自重的军阀，又不与传世门阀联姻;既拥孙（中山）而又气孙；既拥袁又反袁；既降清又反清；既守旧而又能连滚带爬跟上时代，殊属不易。总之，从出身到行藏，民国史上很难找到一个类似陆的充满矛盾的人物，确是同时代军阀中值得认真研究的人物。
一、集体无意识--陆荣廷人格之根
军阀是中国的"特产"，封建末世的回光返照，对他们的历史逆动作用已经说得很多了，勿需赘言。但过去在评论这一类人物时往往使用非此即彼的评价体系，人物过于脸谱化，千人一面，有点像京剧舞台上的曹公。一遇到这些人的另一面--某种条件下所做的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事，便觉得尴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知道怎样用了，大抵以主客观相分离，客观上说起到某种进步作用而一笔带过，难以中的。对陆荣廷的评价就常常遇到这种尴尬。这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人的本质。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总和在所有的人的身上都同样无法避免，否则他便成了"抽象物"。但同时又必须承认，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地位、经历不同，这种总和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其层次、厚度、结构是千差万别的。正因为如此，评价人物最忌千人一面。以陆荣廷而言，他一生中的种种矛盾现象，不过是多元文化、多重生活积淀的产物。陆荣廷有个特点，他终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离开壮乡这块土地，即使后来发迹，也依然大部分时间蜗居宁武庄，这就使得他身上有着浓厚的壮文化"血统"。他少年时代曾在武鸣县城打工流浪，这里是通往桂西的必经之路，商贾云集，为汉文化辐射桂西的咽喉，因而他在这里又受到了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学会了汉话（粤语和柳州话），以后在南宁、龙州、桂林、广州、北京又加深了汉文化的厚变。这样，在他身上便有了壮汉文化的多元融合。他在中越边境作"义盗"长达十多年，与越南百姓多有接触，参加过抗法战争，对抗中也摸清了番鬼的一些特点，这使他懂得了一定的异国文化。在生活上，他有极为悲惨的童年，后来发迹，则过上贵族的生活。在军事上，从衙门当差到绿林驰骋，后来做到了广西督军，护法中指挥桂粤湘联军，拥有数万兵力，被称为"陆老帅"。在政治上他从被歧视被压迫的最底层，先反清抗法，而后降清，做了清朝的大员，直到两广巡阅使，并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总之，在他的身上，从生活到政治地位，前后有极大的反差，这是陆荣廷经历的一个很大特点。但纵观他的一生，壮族文化在他的身上占有主导的地位，是他人格的根。他的一些令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行动，只有用壮族传统文化才能解释。陆荣廷身上壮文化的积淀是深厚的，武鸣这个地方是壮人聚居区，90％以上是壮人，至今壮文化仍居绝对优势。陆的童年便在垒雄村壮人中度过，父亡母嫁，得到特教妈的抚养。在这里，壮族百姓以农为本，淳厚、朴实、吃苦耐劳、互相扶助、知恩必报、互相谅解以及壮人特有的表达方式、生活习俗等，哺育着他成长。他是在壮文化乳汁中度过童年的，乡村的趣意对他产生终生的影响。到了县城，城里依然是壮人的天下，周围尽是壮族农村，和壮族乡村一般圩场也没有多大差别。壮话是街上的共同交际工具，为数不多的汉人店铺，也以壮话为交易语言，因为购物对象绝大多数是本县壮人。后来到了龙州，龙州也是以壮人为主体，水口则是壮人的天下，陆荣廷在此学到了一口流利龙州土语区壮话，仍然受壮文化的熏陶。从童年、少年到青年，在他性格形成时期，始终没有离开壮乡，因而他的行为方式、表达方式、生活习惯都有着浓厚的乡村壮人传统。这种文化的熏陶是无意识的，润物细无声。按照荣格的理论，人的心理结构总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无意识（本能的生理的需要），第二个层次是隐意识（直觉、顿悟），这两层又统称之为前意识或潜意识，第三层次才是意识（认识、感情、意志）。人的意识不是无本之木，它的根深深地扎在抚育其成长的文化土壤之中，荣格把这称为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一种超个体意识，它积累了某一人类群体几乎有史以来的所有经验和情感，形成深层的心理结构，是人格和生命之根，叫做种族记忆。他还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从未知的深渊中涌出来的，而"意识好像一个婴儿，天天从原始的无意识子宫中诞生。"他在《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中指出："集体无意识是人类心理的一部分……它不像无意识那样依赖个体经验而存在，因而不是一种个人的心理财富，"而是"一种集体的、普遍的、对所有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非个体的第二心理系统"。从民族文化长期积淀这个角度来看集体无意识这一概念，它无疑有极为深刻的涵盖力。当然，作者认为"这种集体无意识并不依赖个人而得到发展，而是遗传的。"当然，对这种笼罩在黑格尔绝对理念阴影中的理论，连欧美实证学家都摇头不已，我们也不能同意。但种族记忆这一概念对民族文化的积淀表达得极为深刻。前面说过，陆荣廷是在壮人中长大的，正是壮人的集体无意识铸造了他的性格和人格，在无意识当中影响着他的行动。
二、简朴恋土--壮化的生活方式
陆荣廷的家庭令人饶有兴味。按中国汉族正统封建伦理观，发妻非同小可，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都讲求门当户对、明媒正娶及红花贞女。而达官贵人的婚姻，往往是政治交易的筹码。但壮人的上述观念相当淡薄，特别是在一般平民百姓中，既不讲究从一而终，也不计较是否处女。相当多的壮族地区，几乎没有讲究处女这一观念。人们在歌圩上唱歌相合即为夫妇，根本不问对方是不是少女或二婚。特别是武鸣这个地方，过去非常讲究情人的"知名度"，歌圩上女青年各拿出五色饭与小伙子们围圈而坐，欢聚交游，小伙子们喜爱谁，就抢吃谁的饭。哪个姑娘的饭被抢光了，视为荣耀，她的情侣更加爱她，呵护她。如果谁的饭没有人动，便倒霉了，她会一气之下把饭扔掉，哭着回家，而她的情人会说"人家都不喜欢你，我干么喜欢你"，便与她吹了。这种男女择偶相对自由的风俗，与中原观念大相径庭。深受乡俗熏陶的陆荣廷，在家庭生活中极少表现出正统的婚姻观念。发妻谭氏虽非贞女，却是在共同劳作掌渡中建立起真挚感情的贤内助；倘若娶的是一位刁蛮的名门闺秀，他可能成不了陆老帅。他的妻妾皆是卑微的下层妇女，无一位属于政治筹码，可见陆荣廷良心未泯，仍保持壮人特有的同情心。但当他升格到贵族阶层，也学会了在第二代人的婚事上制造裙带关系，说明地位变化及正统封建文化的影响改变了他的初衷，这与早期是不一致的。比如他的大儿子陆裕光本非骨肉却视之如已出，委以重任，这也遵了壮人之俗。按壮族风俗，继室带来的子女改从夫姓，与宗族同辈兄弟排行，不受歧视。陆裕光被立为陆府大少，后入讲武堂，升至将官，陆荣廷将宁武庄的田园房舍全给了他，这在中原是几乎不可能的。明万历帝年青时偷幸太后王姓宫女，暗结珠胎，生泰昌皇帝朱常洛。万历帝开始死不认帐，王氏晋升恭妃仍终生冷落，后不得已立其子为太子（皇后无子），有名无实。朱常洛一生只当个太子，郁郁于心，即位盈月而亡（一说被害，为明代三大疑案之一）。对比之下，陆荣廷宽厚得多。
陆荣廷的饮食起居大体保持壮人"生活苛简"、"抟饭掬水以食"的传统，即使后来官至都督，也依然"不择精美，能甘粗粝"，且不饮酒，这在花天酒地的军阀中是少有的。但宴客例外，仍保持壮人历来客到"辄具牲礼饮啖，久敬不衰"的风俗，好客健谈，"当筵必令大嚼，极醉饱而后已。"他喜吃狗肉，相传明秀园临河一排石桌石凳，即当年吃狗肉之处。吃后燥热，乃赤膊下河畅游。对童年充饥的假茼蒿，中老年仍以佐餐。他着意建成的宁武庄园，充其量不过是稍为讲究的壮族村寨，与其他军阀豪华的宫殿式庄园无法相比。只有武鸣、龙州上将第和南宁陆公馆，稍为辉煌。总之，他的整个生活还保持着浓厚的壮族农民的模式。
壮族人从事农业，社会相对平稳，壮人性格内向、平和、忍让，知恩必报。壮族村寨之间械斗很少，偶有龃龉，双方表面剑拔弩张，山口对阵，届时必有寨老出面调停，以歌代斗，胜者为雄，遂化干戈为玉帛，一笑泯恩仇。有的地方春节时有专门的古事队，化装逐村讲述壮族前贤故事，听者无论过去有何仇怨，都得尽释前嫌。这种民风，也深深感染了陆荣廷，在他发迹之后，有几件事不用说军阀，就是一般人也不容易做到。比如说礼炮迎义母、灵前认义姐、义释杀父之仇、给谭女前夫养老等，表明陆荣廷宽大为怀，宽宏大肚，大处着眼，不拘泥于旧恶。霍母差点要了他的命，他衣锦还乡，前去哭灵，认其女为义姐，众皆动容。这种胸怀，应当说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
恋土是陈荣廷最大特点之一，他不长期居住南宁、桂林、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而居住在家乡武鸣；居住武鸣却不住在县城而居住宁武庄。他的许多重大决策，都在宁武庄里制定。为了经营这个决策根据地，他花了不少心血，修了邕武公路、五海桥、三合土路（从五海桥到宁武）……许多名人政要不是在南宁陆公馆与他密谈，而是不辞劳苦越过时有覆车之夷的高峰拗直奔宁武，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也不例外。他冒风波迁省会于南宁，但仍居于宁武。旧桂系始终雄踞广西，虎视邻省，注视京华，相机而行，决不让外来势力在岭西立足。后来新桂系也继承此衣钵，爆发蒋桂战争，就是不让蒋介石嫡系军队染指广西。
陆荣廷的这种观念当然有政治、军事上的考虑，但它与壮族历史是有深刻渊源的。壮人是广西土著，这里气候炎热，雨量充沛，物产丰富，生活相对平稳，不像草原民族那样迁徙不定。人们以农为本，"不知商贾，惟务耕种"，"男妇专事耕种，无别生活"，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眷恋故土的文化氛围。当然，中华民族历来有热爱故土的传统，但壮人尤甚。常说落叶归根，壮人压根儿就不愿离其根。壮人是个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很少有大迁移，他们固守故土，从不做入主中原的梦，有些上层统治者也偶尔染指邻省，但多半很快缩回岭西。又因他们是"蛮人"，受到歧视。汉语也讲不好，历史上出去做官的，在京城极少能站得住。唐代壮族史学家宁悌原因修国史不讳唐太宗杀兄弟事，被玄宗夺冠，忧死钦江。后来壮人往往以此为鉴，一遇沟坎，辄挂冠而归。武鸣名人刘定逌，乾隆进士，授翰林编修。时和坤弄权，百官下跪，独刘定逌长揖不跪，侧目而视，终得罪和坤，36岁愤而"休致"回乡，宁当山长，誓不与权相为伍。诗人郑献甫中进士后，官刑部主事仅一年，不满权贵，挂冠回乡，教授为业，不复为官。陆荣廷不会不知一旦丢了广西这个地盘，末日指日可待。后来死于上海，仍不忘交待尸骨运回广西武鸣。可见恋土也好，保守也罢，壮人这种偏于消级的乡主观念，其实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意识，其对陆之影响，不言自明。
总之，壮族文化在生活上对陆荣廷的影响，总的是偏于保守的，传统的。正是这一点，相对减弱了他作为军阀的社会破坏性，有其有利的一面，这是应当肯定的。
三、以兵为本--夹击中的产物
壮族没有穷兵黩武的社会基础，人们要求相对平静的生活。但壮族又是处于四面夹击之中。在其北部，中央封建政权屡以兵威边，历来都以最能征惯战的将领镇守，以保护汉代形成的通往南亚的陆海通道。南边，唐宋以来屡有犯边，如宋熙宁八年（1075年）交趾李常杰八万兵突袭广西，焚邕城，"尽屠其民"。1840年以后，法寇侵占安南，边关屡起烽烟。东粤西滇，也屡有军旅夹击。壮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得不起而自卫，于是有全民皆兵和民间结合团的产生。宋明时代，一个男儿生下来他便是未来"田子甲"，父母便用一块与他重量一样的铁块，以红绸系好悬于床头，名"炼刀铁"，长大后以之打一把终身不离的护身刀，闲时由土官的师爷教其习武，有事一呼百诺，无事归农。若干村寨又订盟约，规定有盗匪骚扰时互相救应，称"结合团"。这种松散的民间武装自卫团体，当社会阶级矛盾激化，便从中生长出歃血为盟的民间帮会来。陆荣延时代的三点会、天地会便是这样的组织，他就是从三点会起家的。秘密帮会、会党是中国的特产，许多农民义军都是从中产生的。但壮族地区的类似组织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与壮族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游动于千山万弄的民众之中，没有像梁山泊或穆柯寨那样大兴土木作据点，至多选几个宽敞隐蔽的山洞落脚。陆荣廷落草时便是这样，他成为左右江三点会领袖之后，利用中越结合部（边界）的空隙，在山弄中来往驰骋，"出没无常，驻移不定，行动闪烁"。陆荣廷的绿林队伍和龙州一带边关百姓有千丝万缕联系，定下规矩不吃窝边草，严禁祸害中越边民。他们要靠百姓接济、掩护，才能如鱼得水。笔者在龙州调查时，没有听说过他打家劫舍、月黑放火、风高杀人、抢民女为压寨夫人这类其他地方聚啸山林的土匪常犯的传闻，对此曾惊奇不已。陆荣廷专抢法国人不义之财，使得法寇寝食不安，莫可奈何，不得不通过外交压清廷把他剿灭。从法国人手中抢来的东西，不仅自己享用，也分给当地百姓，分明是义军一类的义举，被称为"义盗"是名副其实的。故而老百姓不但不怕他的弟兄，还常把官兵或法寇的动向报告他们，甚至冒险给他们送军火。他们的妻室等亲属依然在民间正常生活，这在内地许多有绿林活动的地域是看不到的。陆荣廷继承了壮族会党的这种传统，后来又使用于治军，这就使得他的队伍纪律严明，非其他军阀的队伍可比。联军护法时，桂军不抢劫，不强买强卖，"不准骂百姓，不准随地大小便，不准调戏妇女，他们没有湘军那么多龌龉气。"一个士兵对妇女说粗话差点被枪毙，这在旧社会军队中是很少有的。这与1921年陈炯明之粤军攻广西，直抵龙州、武鸣，一路烧杀劫夺，衰鸿遍野，惨不忍睹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即使后来残酷镇压会党起义，也以攻心为上，恩威并施，招抚为主。正因为如此，陆统治广西十年，社会比较安定，在军阀混战下的各省政局，广西独得偏安。陆军纪之严，大概与《岑家兵法》有关。陆对军队宣布的几个"不准"，和明代瓦氏夫人的几个"不准"如出一辙。《岑家兵法》许多精髓，是由历代民间土兵及会党一代代传下来的。
陆荣廷军队的组织结构，在三点会时与一般广西会党无异，受抚后军队建置，也与一般清军同。但其构架的骨干，却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制，它以陆谭为核心，纵向横向，是以家族关系、裙带关系、老乡关系、拜把关系这四条纽带连起来的，形成一个可以操作自如的严密系统。凭着这个系统，他便在宁武操纵自如。宗族、裙带、拜把在中国各地并不鲜见，所谓上阵不离父子兵，古来如此，但像陆荣廷这样受招抚之后，其宗法体系完整保留而不打散政编，在全国实不多见，以后队伍的扩大只是这个系统的逐级升格和网络的扩张而已，其构架仍然不变。刚受招安时，陆为管带，其把兄弟谭浩明、韦荣昌、莫荣新为哨长、后把兄弟中加入陈炳焜等。陆任都督后，将广西军队统编为边防军和国民军，边防军一师长为陈炳焜，二师长为谭浩明；国民军的六个军一军统领即由谭浩明兼，其他统领虽不全是把兄弟，但统领以下主要权力都在陆派手中，这就形成了庞大而严密的桂系。后陆荣廷升两广巡阅使，谭便升为广西督军。陈升为广东督军（后以莫荣新替换），韦荣昌任梧州镇守使，扼住粤桂咽喉。四条纽带中国屡见不鲜，但有的壮族地区特盛。比如拜把，可以拜兄弟也可以拜姐妹，而且还有结拜节，有的地方从少年就兴拜把。笔者1947年上高小时，次年春结拜节，全校学生都不上课了，像过大节日一样纷纷拜把，无一例外，这在全国其他地方则属罕见。拜契父也十分风行，壮人认为小孩拜异姓人家为契父，可以免灾，有的地方的壮人孩子几乎都有契父。这种风俗，在西方文学中叫做"重生母题"，在壮族中叫做重生父母。陆荣廷把这种风俗用于军队控制系统，并发展到了极点，从而容易指挥军队。
陆荣廷用兵之法，虽然得益于《岑家兵法》和三点会长期的积累及个人的"义盗"实践，但中国古代兵法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部下将领若遇难题，他便叫他们看《孙子兵法》或《三国演义》。他自己也延师授课，闲时手不释卷，从中国文化（主要是汉文化）中吸取有关知识。反袁一役，陆运筹帷幄，第一步，先佯装拥袁，稳住袁世凯，求得军授；第二步，挺进柳州，佯言攻黔，声东击西；第三步，暗中调兵遣将，四面合围龙觐光军；第四步，攻心夺帅，瓦解龙军，兵不血刃，宣布广西独立。这一拳打得袁世凯措手不及，只好宣布取消帝制。这一非同小可的行动，做得步步为营，指挥若定，缜密稳妥，足见陆的战略战术相当高明，具有大帅风度。但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主要是在广西度过的。广西不是中原，也不是草原，这里石山连亘，山林茂密，弄弄相通。在这里打仗用赤壁火攻、水淹七军、空城计等战法都难以奏效，多用梳篦法、挖地鼠法、滚石法等。长期以来，壮人及壮族地区会党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岭南石山区的战略战术。陆荣廷在30多年生涯中，大小数百仗，善于运用这套战法，几乎每战必胜。陆荣廷让士兵赤身趟水田，悄无声息逼近夺取目标，也是独创。可以说，陆之成为帅，壮族历史上的兵法给了他许多教益。当然，后来用这套兵法来对付农民起义，对付会党，则为不美。
四、集团利益--政治浮沉中的轴心
旧桂系统治广西十多年，干了许多有悖于历史发展的事，人所共知。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与其他军阀相比，广西当时社会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多年里，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各扶自己的代理人，于是中原几无宁日。今天一个总统，明天一个总理，后天又出个新皇上，走马灯似的。各有地盘，各有刀枪，干戈扰壤万民艰。我们看当时十几个军阀中，张敬尧、段祺瑞、曹锟、冯国璋、唐继尧、唐生智、孙传芳均为军校生，陈炯明、吴佩孚为清末秀才，袁世凯早年捐同知，出身都比陆荣廷高，张作霖、张宗昌土匪出身。张勋出身于行伍。像陆荣廷这样童年过着孤苦的悲惨流浪生活，再没有第二个。由于幼年受尽了苦头，在绿林中很能谅解人，富于同情心，后来持政，说他在广西施"仁政"，相比较而言亦不为过。他清赋减赋，剿除匪患，禁止军旅扰民，也为武鸣、南宁等地办了一些公益事业，使社会相对稳定，让百姓喘一口气，这是应当肯定的。第二件是辛亥革命后宣布广西独立，为中国结束帝制尽了一份力。第三件是倒袁，史家称"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首先独立，惊破了袁世凯美梦"。而陆的行动是"重要的一步"。因为唐继尧虽于1915年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但袁并不感到害怕．因为"由蔡锷率领的进入四川的护国军的力量是很小的。"由于唐有意将蔡排挤出滇，不给蔡充分的后勤支援，结果"蔡锷在作战中受到挫折。"如没有陆的行动，"护国运动"命运难测。贵州军阀刘显世本为地方豪绅，但力量小，1916年1月宣布独立时，袁几乎不屑一顾。直到3月15日陆荣廷通电讨袁，宣布广西独立，袁世凯才感到当头一棒，仅过7天,便取消帝制，可见陆在护国中功不可没。第四件，他在绿林中狠狠打击了法寇，时人普遍称快。第五件。作为湘粤桂三省联军总司令，麾军入湘轻取长沙，取得了护法运动的胜利，维护了孙中山开创的革命成果。这五件事，都是应肯定的，可以说，陆荣廷是跌跌撞撞地跟上时代的。你杀害过革命党人，也反对过孙中山的革命，这是他的过错。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他是清廷大员，旧政权过来人，能跟上革命也就不容易了。对革命的反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可能一下子就很革命，这才符合他的身份。
陆荣廷之所以做上面几件可以肯定的事，事出有因。在那个时代，他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一个阶层、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阶层是流氓无产者，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尽人间屈辱和苦楚，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当他们由底层升至社会上层，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和权利，便会想尽办法去维护这个地位和权利。只要于此有利，必为之；于此不利，义亦不为。1907年孙中山发动镇南关起义，陆在密信中曾答应作内应，但他并没有做，而是重兵围住三炮台，因为这时他尚未看到革命成功的希望，便不肯拿个人和集团的地位去冒险。但他也没有血洗炮台，而待革命党人退出，才上山占领炮台，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可见其精明之处。待到武昌起义，全国革命形势已成，广西革命党人也已积极行动，他才宣布广西独立，"附和共和"，否则在浪潮中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将化为泡影。他对孙中山的矛盾态度和行动，实是以其利益为轴心权衡利弊的一种表现。我们不可能要求他做坚决的革命党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他的行为中就没有一点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毕竟他不能脱离壮族社会这个环境。在维护其集团利益的前提下，不可否认也有一定的忧国忧民、维护国家统一的忧患意识和正义感。忧患意识乃是壮人的好传统。自秦统一岭南，壮人与中原及全国各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关系比较融洽，壮人逐步养成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和正义感。历史上壮人忧国忧民之举是很多的。明朝嘉靖年间，瓦氏夫人已是58岁老妇，尚跋涉数千里征倭，何其悲壮。近代列强入侵，这种意识更加强烈，大诗人郑献甫在鸦片战争中亲历英夷侵入羊城之劫难，几乎殒命，他猛烈抨击了清廷大员的卖国勾当："相府私开小黄阁，将台已据大红毛。"总督叶名琛偷偷从后门（小黄阁）逃跑，致使英军大掠广州。诗人黎申产也对官场之腐败现象进行了严厉的鞭挞，把清廷官员比作苍蝇、臭虫、跳蚤、叩头虫、蜣螂、蚊子，说他们"辛苦粪堆中，用尽平生力"。黑旗军幕僚黄焕中谴责清廷卖国求荣和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认仇作父岂徒然，异梦同床黯黯天"、"秦始河山百二重，而今无地觅尧封"。曾参加"公车上书"的壮族诗人曾鸿桑，对国祚衰败痛心到极点，"东海鲸涛又腾沸，更谁慷慨乘楼船？"他要投笔从戎了。上层文人如此，黎民尤甚，特别是陆荣廷驰骋的凭祥、龙州一带壮民，对清廷及法寇恨之入骨，出口便骂。在广为流传的许多民间长诗里敢点名驾慈禧和皇上而不避杀身之祸。在《自明朝至民国史歌》里，从明朝末的崇祯骂起，一直骂到清末的宣统皇帝，说"雍正年间无大事，乾隆皇上游江南，江南少女多漂亮，多嫖几个才心甘。""光绪接上同治皇，辛亥年间大水涨……。大水淹没到仑旁，龙州房舍变汪洋。"对天子们说了这样难听的话，可见百姓心里多么愤怒。在《中法战争史歌》、《从光绪到民国》、《唱中国历史》等长诗里，对清廷的卖国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对法寇进行了尖锐的揭露，表达了壮族人民抗击侵略的坚强信心。陆荣廷在这样一种气氛里生活了那么多年，不可能不受感染，事实上他对法寇侵凌十分愤慨，颇有正义感。法国一军官为一条狗而越界抓去同胞，他气愤地说："中国人性命还比不上一条法国狗。"和弟兄们把跋扈的法寇军官杀了。他讲义气，守信用，专打法国鬼子，打得敌人心惊胆颤，奈何不得，百姓拍手称快，朝廷也不敢轻视他，一些官员还有意掩护他打法国人。
壮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这就是能顺应潮流，顾全国家的大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陆荣廷在这方面也受到影响，在关键时刻做了有利大局的事。如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大总统，次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袁世凯乘机攻下汉阳，武昌危在旦夕。黎元洪向陆求救，他立即通电全省："查现在我辈目的，首在推翻满清政府，次在保持地方治安，然后徐图改革，共谋幸福。"为此"决议带二十五大队星夜北征"，"廷此一去，誓灭此朝食，有死无退。"后虽因接黎元洪电报暂不北征，孙中山还是致电表彰他"勇敢无前"精神。这个通电是很顾大局的。不久溥仪逊位，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让位，孙虽决定辞出大总统，但担心袁独裁，主张建都南京,袁必须到南京就职。1912年2月17日，孙中山在给陆荣廷的电文中申明："十五日参议院于本总统及内阁总理解职后，即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仍以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须袁亲来接任而旧政府始能解职。"在这十分艰难的时刻，陆又站在孙中山一边，他在电报中说。"清帝既已退位，南北自应统一，孙总统因爱平和，功成身退……但国都地点现在必定南京，袁公未到之前，孙公万万不可退位。"这表明陆站在维护孙中山主张和国家一体的立场上。后来袁世凯称帝，他在讨袁檄文中申张正义："荣廷早虑国家危亡……荣廷虽身起草茅，尚知纲纪，不得不率此旧部，完我初心，誓除专制之余腥，重整共和之约法。"他要大家一起来"诛彼独夫，载宣国威。"在实际行动上，他也按通电行动，甚至准备杀掉附袁亲家，大义灭亲，因为蔡锷部在川南小胜后已开始败退，3千人难抵抗10万袁军，陆这个行动是冒风险的,我们不否认陆的行动考虑到怕受制于衰这样的私利，但他冒险倒袁护国，有言有行，其顾全国家民族大义之旨，应当说是真诚的，不是假的。不过作为广西地方军阀，他不会步步服从革命利益，接着借龙济光威胁孙中山军政府之机，出兵"屠龙"，使桂系占领广东，进而排挤孙中山和军政府。孙中山十分气愤，利用陈炯明的力量打击桂系。陈炯明也就借机进军广西，爆发了桂粤战争，这成为旧桂系垮台的转折点。粤军退后，他在回光返照写了四首七律，其中云："衣食无亏便好休，人生世上一蜉蝣。石崇未享千年富，韩信空成十面谋"。这诗实为旧桂系的挽歌。
陆荣廷一生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出生到流浪龙州，这一段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过着孤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一些壮人的好心帮助下免于饿死，尝尽了人间的苦楚，也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是他在壮族文化氛围中成长的时期。第二阶段是16年的绿林生活，总的也依然生活在壮族文化氛围中。由于是"义盗"，说不上有什么劣迹。这阶段是他后来走上人生顶峰的过渡阶段，经受武装斗争的锻炼，有重要的意义。这两个阶段基本上奠定了壮族文化对他的主要影响。第三阶段接受招抚，作为清廷鹰犬16年。中国农民起义大抵走三条路，即失败、招安、夺权后蜕化，他走的是比较糟糕的招抚之路，这阶段应全部否定，无任何积极性可言。不过他在镇压会党时以抚为主，少杀些人而已，最后达到剿灭会党的目的。镇压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是对历史的反动。第四阶段比较复杂，或者说好坏参半，或善稍多于恶。因为在再造民国上他做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两件大事，是有功的。总的来说，他还是跟上改朝换代的社会进程。壮族文化对他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影响使他的为人相对忠厚，讲信义，重人情，在某种程度上也比较体恤民情，相对减少了危害程度。对法国人的抢劫虽不是反帝的一种光明正大的行动，但对法寇觊觎南陲的野心不啻一种制约和警告。在一些重要的时刻能以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大义为重，做出一些有利于革命的行动，为最终埋葬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做出贡献。负面是过于倚重宗族、乡亲和拜把关系，并以此为权衡利弊的行动轴心，必然造成顺应与逆动的交互出现。加上自然经济造成的保守意识，必难有远大目光，使他在辛亥革命中难以始终如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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