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汉语教学

壮族汉语教学概况

第一节壮族及语言使用情况

壮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壮族人口为1617.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7%，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5.2 %[1]。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壮族分布，最主要和最集中的分布区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东、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等省也有部分壮族。200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人口为1553万人，占全国壮族人口的95.99%，占广西壮族自治区总人口的34.59 %。广西壮族人口分布广，但又相对集中。广西壮族主要集中在桂西、桂西南及桂西北地区，以左江、右江和红水河流域的南宁、柳州、百色、崇左和来宾市最为集中。在全自治区的90个县、市中，有85个县、市有壮族聚居，其中壮族人口占该县、市总人口的30%以上的有49个县市，占50%以上的有41个县市，有的县市甚至几乎是清一色的壮族，如靖西县壮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9.79%。[2]

壮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壮语。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泰语支。据广西语委2000年调查，广西有71个县市的壮族使用壮语，有90.46%的壮族把壮语作为母语，有84.95%的壮族经常使用壮语。 [3]

据考古和古籍，早在商周时期，壮族先民——西瓯、骆越人已和中原华夏人接触，并且在语言上已有所交融，而今壮语仍保留有古汉语的促声韵-ak、-ap、-at就是最好的例证。[4]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秋冬，秦始皇派尉屠睢统帅50万大军进军岭南。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王朝统一岭南，在岭南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其中桂林郡和象郡包括今壮族聚居地。[5]从此，壮族地区开始处于中央封建王朝的直接统辖之下，成为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壮族和汉族的交往交流更加密切。但直到唐朝，广西人口以壮族居多，加上历朝统治者对壮族地区鞭长莫及，没能实行有效统治，当时广西还是主要通行壮语。[6] 到了宋代，壮语这种强势地位逐步让位于汉语平话。宋皇右五年（1053年）狄青平侬智高战争后，中原汉人大规模移居广西。移居人群主要是戍守和屯田的将士，移居地已分布到壮族聚居地的桂北、桂中、桂西南。以后汉人凭借在政治、军事上的力量和经济、文化上的优势，使当时的屯驻将士及其后裔所使用的汉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并逐成为广西流行和通用的平话。直到元、明朝，平话是广西汉人与壮族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主要交际用语。[7] 明代廖永忠、傅友德、沐英等先后平桂定蜀征滇之后，汉语西南官话（桂北地区俗称“桂林官话”、“官话”，桂中地区俗称“桂柳话”，因明、清时，广西政治中心在桂林，故称之）大量进入广西。官话依仗官商文教的优势，很快在广西的通都大邑占了主要地位，汉人和壮族在都市里多用官话交际，上学念书、官场做事也只能使用官话。西南官话逐渐取代了平话成为广西的权威汉语方言，平话逐步衰微，论为村镇和家庭的内部用语，壮族人很少有人懂平话的了。[8]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海禁大开之后，粤籍商人、移民从广东溯西江大量涌入广西。随粤商的传入，粤语便仗其商业优势很快在郁江、邕江、左江和右江沿岸的城镇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带的壮族在与汉族交往中一般使用粤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壮族懂汉语普通话知之甚少。以壮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87%的武鸣县为例,武鸣县“1949年以前，当地几乎没有人会讲普通话”。[9]建国后，随着南下干部的增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壮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影视文化的普及和社会活动的频繁，壮族懂汉语普通话增多。据2000年广西语委调查，壮族有59.30%的人有讲汉语普通话的能力。[10] 总的来说，壮族以壮语为母语并且使用的人很多，而壮族使用汉语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其过程是：平话——西南官话——西南官话和粤语——西南官话、粤语和普通话。现在，壮族使用语言情况是：壮语，占该族90.46%；普通话，占该族52.56%；西南官话，占该族39.97%；粤语，占该族31.22%；平话，占该族5.14%；客家，占该族2.26%。 [11]

第二节壮族汉语教学历史与现状

一、壮族汉语教学历史

从商代起，壮族与中原人（汉族）就有往来，但交往只限于民间，而且交往不多，故当时壮族懂汉语的多是一言片语，学汉语的途径只是通过经济上的交流。先秦以前，壮族地区没有汉语教学。春秋战国有百家争鸣、兴学、讲学之风，但广西地处边陲，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原始社会还没有完全解体，社会上还没有使用文字，更没有一批可以从事教育活动的知识分子，因而不可能出现学校教育。出土文物和史志资料也没有先秦以前广西办学的迹象和记载。到了秦代，秦皇朝不重视学校教育，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提倡官学，又颁布“禁私学”令，规定：“1.凡秦纪以外的历史书和非博士官所掌握的诗书、百家著作，一律送官府焚毁，只有医药、卜筮和农业用书除外。2.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而不检举者同罪。3.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12]这时期创办学校有很大危险。由此推断，广西在秦代仍然没有学校教育。这一时期，壮族学习汉语主要通过政治和军事途径。

到了西汉，汉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史传·文翁》）。在中原先进文化的熏陶下，岭南（今广西、广东）地区不断出现新的面貌，“冠履聘娶，华风日兴，入汉以后，学校渐宏”。[13]但这时期，广西的汉族多居住在桂东，可能办有些学校，而桂西的壮族地区是否有学校，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到了东汉，合浦郡（辖地今广西北海、钦州市）官吏对俚人（壮族先民）进行“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婚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14]这是壮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韧时期。

中原在夏代（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6世纪）已出现学校教育，而广西壮族地区直到东汉时期（25~220年）始出现学校教育。壮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出现比中原发达地区至少要晚1600年左右。有了学校教育才能有汉语教学，所以壮族的汉语教学雏形始在东汉时期。东汉时，统治者选拔人才采用“察举与考试相辅而行”，[15]为此，士人只注重学习律令，而没有注重把汉语作为一个交际工具来学习。据史料不完全记载，东汉200年间，虽有苍梧郡广信（今广西梧州市）人陈钦、陈元父子成为全国著名的经学家和士燮家族有7人当了太守以上官职，但广西士人出仕的仅有16人。[16]由此看来，当时广西包括壮族地区的学校质量非常之低。魏晋南北朝360多年间，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这个时期，广西学校发展缓慢，时办时停。壮族的汉语教学处于衰微阶段，壮族学习汉语只能通过社会教育或者家庭教育。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壮族文人，可见壮族汉语教学之差。

隋统治广西仅20多年，这期间战乱初定，统治者忙于政权建设，能顾及教育者很少，教育发展缓慢。根据《隋书.令狐熙传》记，隋文帝开皇十七年（1597年），桂州（今广西桂北、桂中一带）总管令狐熙拨款为各州县“建城邑，开设学校”，当时桂中壮族地区可能办有一些学校，但具体校名未见记载。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时期，国力强盛，社会比较安定。唐王朝推行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科举考试制度和官学制度，因而广西壮族地区学校教育有更大的发展。唐代的教育制度是每个州县设置官学一所，当时广西有30多个州100多个县，建有11所官学。其中在壮族地区的官学有武缘县（今武鸣县）学、柳州府学、象州县学、灵山县学。这是壮族地区首次有具体名称的学校。唐代，壮族地区学校比前代发达，壮族子弟在学校接受汉化教育，学习汉语，文化素质整体有了提高。这表现在三方面：一、壮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迈入仕途。唐永昌三年（689年），钦江（今钦州市）俚人（壮族先民）宁悌原考中进士第九名，后官至谏仪大夫兼修国史。[17]宁悌原是壮族第一个进士。二、壮族借助汉字及其偏旁部首和模仿汉字六书创制了“土俗字”，又称古壮字。据《古壮字字典》统计，现古壮字有10700个，其中正体字为4918个。土俗字最早见于唐永淳元年（682年）澄州都云县令骑都尉韦敬辨（壮族）写并刻石为碑的《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该碑现仍立于上林县澄泰乡洋渡村剥庙山一岩洞中。唐代以前，俚僚人（壮族先民）没有自己的文字，“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18]到了唐代，壮族创造了土俗字，说明汉壮文化交流，尤其是汉语汉字教学已有了长足发展。三、出现了一批文人和文学作品。唐周神功一年（697年），廖州（今上林县）刺史韦敬辨写的《智城碑》（此碑现仍立于上林县覃排乡爱长村石俭屯智城山），该碑文是传世最早的壮族文人文学作品。碑文使用汉字夹杂古壮字写成，虽只有1108个字，但碑文辞藻华美、对仗工整，描绘智城山景的幽丽奇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显示出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功力。由此说明，唐代壮族一些学校的汉语教学质量已接近中原地区水平。

宋、元、明朝代，壮族地区办有的学校主要在桂北和桂中。元代不重视教育，壮族地区办的学校不多，更不注重汉语教学。宋、明代，壮族地区学校比前代增多，注重汉语教学，教学质量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其表现是壮族子弟考中进士较多，如宋代融州（今融安县）覃光佃、覃庆元、覃昌一家祖孙三代先后中进士。清代，清王朝在广西壮族最集中的桂西地区创办了西林县学等15所学校，这样，壮族地区的府、州、县，大都有不同体制的学校建立。清统治者还采取一系列政策，以扶持壮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如为壮族专设学额，禁止土官阻挠士民应试，准许壮族土司子弟就近入学考试等，这些对壮族子弟入学，学习汉语，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此壮族学习汉文日益普及，不少人入学中第，踏入仕途，有的还成为知名学者。

清末，壮族地区兴起新学热潮，各州县相继建立小学堂、中学堂，开始系统地开展汉语教学。民国时期，广西推行国民基础教育运动，规定每村设一国民基础学，每乡设一中心学校，儿童大都免费入学，并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学男女。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推行，使壮族入学接受汉语教学人数大为增加，如据《广西统计年报》，1946年，壮族人口占大多数的南宁地区（含今南宁、崇左市）有人口2545595人，有中学50所，在校生8658人；小学3825所，在校生193253人。这些中小学的学生在校都接受汉语教育。

综观历朝各代，壮族地区因经济贫困，教育落后，接受汉语教育的只是极少数人，到建国前夕，壮族文盲仍达90%以上。

二、壮族汉语教学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壮族地区教育得到了飞速发展，期间虽有挫折，但中小学校还是相对稳定，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到2000年，广西有小学16109所，在校生536.79万人，其中壮族学生有212.6万人；初中2567所，在校生253.05万人，其中壮族学生有98.3万人；普通高中464所在校生36.93万人，其中壮族学生有12.8万人；独立设置的民族小学113所，在校生194.96万人；民族中学40所，在校生98.01万人。在壮族聚居的85个县市中，除办有普通全日小学外，还办有寄宿制民族班、简易小学、民族女童班等，使壮族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这一年，壮族教师小学有7.6万人。其中汉语任课教师2.3万人，98%以上教师达到“学历、专业”合格；中学教师4.1万人，其中汉语任课教师0.9万人，全部达到“学历、专业”合格。[19]壮族地区的普通中小学把汉语作为一门最主要的学科来开设，就是其他学科也大多用汉语作为教学语言。

1957年秋，壮族开始了壮汉双语文教学的历史。当年武鸣、龙州、柳城、平果4县的7 所小学进行壮汉双语文教学试验。到1959年秋，壮汉双语文教学在壮族地区全面铺开，这一年广西壮族地区小学共有1380个班开展壮汉双语文教学，学生达56000多人。[20]“文革”开始后，教学试验工作随着壮文推行使用工作的全面停止而终止。1980年6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决定在广西壮族地区恢复推行使用壮文。1981年开始恢复壮文进校工作，当年武明、德保两县有8所小学开办壮文班。1983年壮文进校扩大到马山、上林等22个县。1984年以后，又有邕宁、横县等23个县开办壮文进校，到1990年，广西壮文进校已发展到45个县（市），共有小学306所，1071个班，民族中学26所72个班。后来，因人力、物力、才力等原因，对壮文实验学校进行了调整，2005年广西有24个县（市）开展壮文进校工作，期间有69所小学，65个教学点，学生35000人，民族中学24所，学生5600人。壮文实验学校教师小学有1350人，其中从事壮汉双语文教学的有630人，中学教师1865人，其中壮汉双语文教师85人。2000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民语委联合评估，壮文实验学校的壮文、汉文教学都达标。

第三节壮族汉语教学模式

一、双语单文教学

因汉语的强势地位，壮族办有的学校一开始就进行汉语汉字教学。但壮族历来使用母语——壮语，因而在教学汉语过程中，大多采用双语单文进行教学，即教读用汉语（建国前用汉语方言或平话、或西南官话、或粤语，建国后用汉语普通话），讲解用壮语。

古代，小学教育阶段称为“蒙养”教育阶段。蒙养教育阶段主要是对儿童进行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和初步的汉语文化知识的教学。壮族学校与汉族学校的汉语教学区别只在于讲解用语的不同，每日的功课一般是识汉字写汉字、背书、听讲书、读诗、作对等。明朝嘉靖以后，府、州、县学由盛转衰，书院讲学之风兴起。明、清两代，广西分别新建书院66所和205所，其中在壮族地区就有25所和93所。[20]书院以自由讲学为主，而教学内容也不同。以传授各派学术思想为主的书院，则侧重各派大师的经注和语录、讲义，以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为主的书院，则侧重于经史词章、时务、策论等方面的教学；而侧重于考课，为科举应试做准备的书院则以《学庸章句》、《论孟集注》、《皇清经解》，以及八股文等为主要教学课程。壮族子弟在书院学习汉语主要参杂在练字、读书、写作当中。

从民国至今，壮族地区学校都与汉族地区学校办学相同。学习汉语是通过开设的《语文》课（在民国时称《国文》）来进行。从幼儿园到高中，《语文》课教学首先用汉语来读课文，然后用壮语来讲解课文内容，最后做一些习题和训练。学习方法基本上是死记硬背。上世纪70年代初，广西就要求普通教育要用普通话教学，小学要用4周以上时间学汉语拼音。但在实际教学中，汉语文课只有朗读课文时才用普通话，讲解课文还是用壮语或汉语方言。至今，壮族地区大部分学校还是如此。由于还用壮语作母语，壮族学生努力学习，也只是在写汉字和书面写作勉强过关，而对汉语语音的学习尤其是汉语普通话学得好的人微乎其微，所以壮族人说的汉语大多满嘴“夹壮”，能说得流利准确的只有3.62%。[21]

壮族学习汉语使用的教材与汉族学校一模一样。唐朝以前，教材多用四书五经，宋至清各代，蒙学阶段流行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教材；府、州、县学多以《诗》、《十三经》、《二十一史》、《三通》、《性理》、《御篡经解》、《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仪》和《文章正宗》为教材；而书院多把四书、十三经、二十一史及名家的诗赋、策论、文选等选作教材。民国至今，除了“文革”期间教材用广西自编的外，都使用全国通用的教材，民国时用教育部编写的教材。这几年，进行课程改革，有的县、市使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语文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语文课教材。壮族汉语教学考试机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古代，一般以默写汉字、背书、作诗、作对为主，最终考试是参加朝廷举行的选士和科举。在汉代，壮族是否有人参加选士，史书没有记载。从唐朝开始，壮族始有人参加科举考试。民国至今，汉语课的考试一般在期中和期末进行，有的学校还进行月考，而毕业升学也要进行统一的考试。升学考试题目和评定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

二、双语双文教学

1000多年来，壮族传统的汉语教学是采用与汉族学校相同的教材，教学方法也基本相同。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汉语教学长期滞后，造成了壮族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贯彻执行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民族政策，为壮族创制了拼音文字，并于1957年正式推行。这一年壮族开始了壮文进学校，进行壮汉双语文教学尝试。

经过多年教学实验的基础上，广大教育工作者探索出一条开展壮汉双语教学的经验。这条经验归纳起来就是“以壮为主、壮汉结合、以壮促汉、壮汉兼通。”的“十六字”经验。这“十六字”经验在1990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以桂政发[1990] 24号文件确定为广西开展壮汉双语教学的教学方针。根据“十六字”方针，壮族学生学习汉语其过程是：壮语—壮语为主、汉语为辅—、汉语为主、壮语为辅—汉语。

其基本做法是：学生在学前班集中学习壮文，要求能够熟练掌握壮文的声母、韵母、声调和拼音方法，并能具备对壮文音节的直呼能力。升入一年级就进行壮汉双语文“同步”教学，即上语文课时，同一课文先教壮文，紧接着教汉文，同一篇课文中同一位教师用壮、汉两种语言文字进行教学，以到两种语言协调配合，以壮促汉的教学效果。壮文课完成词义、段意、中心思想、文章结构、写作知识等教学任务，汉文课教学重点放在字、词、句式和朗读教学上。

具体步骤是：

1.字、词、句教学。识字教学着重讲清楚汉字形的笔画、笔顺、间架结构，词和句式的教学主要引导学生用已经学过的壮语词、句式来对照，让学生自己通过壮汉对比来领会词义，掌握壮、汉句式的对应规律，学好、牢记好汉语句式。

2.汉语拼音教学 汉语拼音教学主要采用对比教学。汉语拼音中有部分声、韵母与壮文声、韵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相同，只是呼读音不同。对于这些声、韵母转换一下呼读音，学生就可很快掌握。教学重点放在读音、结构方面与壮文有差异或没有的声、韵母，通过对照、比较、示范，学生能既快又好地学好汉语拼音。

3.汉语阅读教学 阅读教学一般按照由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的顺序进行，其教学思路是“感受—领悟—积累—运用”。其教学步骤具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读课文，即再现和讲解与课文有关的知识，观察实物、图片或放映幻灯片、录象、电影，丰富学生感性知识，激发学生阅读兴趣；通读课文，读后初步检查；学习生字新词，学生初步质疑问难。第二阶段是重读、精读课文，即逐段品读课文，学习重点词句；划分段落或层次，归纳段意过小标题；朗读默读的指导和训练。第三阶段是熟读巩固，即综合课文的主要内容，概括课文的中心思想；文章的诵读、欣赏和背诵；读写结合练习，储存、使用语言。

4.习作教学 习作教学基本模式为：壮作文—壮文为主兼用汉文的混合作文—壮文作文译成汉文作文—汉文为主兼用壮文的混合作文—汉文作文。基本步骤是：低年级以写壮文作文为主，先学写壮文作文，然后再学习写汉文作文；中年级同步教学壮文作文和汉文作文，壮汉结合，以壮促汉；高年级以教学汉文作文为主、壮文作文为辅，最后达到熟练写汉文作文。

第四节问题与建议

千百年来，壮族的汉语教学基本上是采用汉语学校的汉语教学模式，壮族学生还要借助壮语的帮助，才能更好地学好汉语，加上广西汉语教学在教学内容（教材版本）的取舍上左右摇摆，即使教学改革的不断翻新，依然难以掩盖教学内容的空洞和苍白，因而，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不是很高。据广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统计资料，广西于1998年开始实行普通话水平测试，到2003年11月，已有533989人参加了测试。其中达到二级乙等以上（含一级）水平的约占40%，达到一级水平的只有2000人，不到参加测试总人数的0.4%；而达到一级甲等水平的仅2人。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一般都是大中专学生、教师，他们大都在工作中使用普通话，参加测试前也大多接受普通话测试培训。由此看来，以壮语为母语的壮族中小学生其汉语水平可想而知了。长期以来，壮族中小学的汉语教学是比较注重汉语课文时代背景的介绍、情节内容的分析、段落结构的划分、主要内容的归纳、人物形象的评定、中心思想的提炼、启发教育的揭示、写作知识的传授、文学特色的欣赏等，却缺少有效地把教学的落脚点放在教汉语这个“工具”和教会学生如何使用这个“工具”上，没有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读懂、熟读课文，训练并提高学生的作文和口语表达能力。其突出的偏向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把汉语教学当作情节内容分析课。在汉语教学时，通常把一篇课文分为三个阶段来教学：1.初读课文，了解大意；2.逐段分析，理解层次；3.归纳总结，练习巩固。教学一篇课文，首先介绍作者的生平、作品的时代背景，接着不厌其烦地按照故事的起因、发生、发展高潮、结局对课文作详尽的赏析，而在教学过程中做一些注音释义的工作，无非是走过场的一个可有可无的教学“插曲”，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训练几乎没有涉及。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着重分析理解课文的内容。教学一篇课文就是给学生讲解故事的过程。对课文内容来龙去脉从头到尾滔滔不绝地讲授，生怕漏掉一丝内容。但是，对课文中的生词、关键词语、内涵丰富的句子和特殊句式却很少涉及到，语言训练也就无从谈起。对情节、内容的过多分析讲授，从教师角度来看，倒是完成了一个程序化的教学任务，而对学生来讲，他们所能够获得的汉语文技能则微乎其微，对学生的汉语文素养的提高也无益处。

二、把汉语教学当作汉语文知识讲授课。一些教师教学汉语，上每一篇课文时，没有注重学生汉语言知识的积累和训练，却用大量的时间去讲授汉语文知识，在词性、词组、句子成分、写作技法、修辞手法等名词术语上兜圈子，忽略了让学生去熟读课文、理解、运用汉语言文字。学习了一篇课文，得到的往往是经过高度概括了的语文知识，而课文中对发展学生语言极有用的大量规范的书面语言，却没有让学生很好地理解和积累下来，在日后运用自如。

三、把汉语教学当作思想、常识课。一些教师存在着这样一种心理，似乎语文教学不加重思想教育的分量，不增加用于思想品质教育的时间，就是不重视德育，所以在教学汉语文时往往按部就班地进行文学分析、最终归结到课文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意义上来。特别是对一些具有明显的德育因素的课文，更是整堂课的教学都以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为中心，以学生懂得道德知识、道德准则为根本目的来组织教学。对于汉语文教材中介绍自然常识及科学知识的课文，有相当部分教师忽视了语言文字的训练，只重视介绍一些常识和向学生灌输科技意识，学生学习了一篇课文，只要能理解和掌握课文中的常识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

四、对口头语言运用能力训练不够。由于我国考试体系主要注重笔试，轻视口试甚至忽略口试，所以壮族的汉语教学多是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疏忽了对学生进行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以致造成大部分壮族学生文章写得有模有样，但说起话来满嘴“壮腔”。

五、汉语教材缺乏壮族文化底蕴和文化审视。目前，壮族地区中小学汉语文教材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4个版本。各地采用的教材版本不一致，有的市县采用的教材版本游移不定，原来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后来用江苏教育出版社版本，现在又改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使得教师无所适从。虽然教材版本的多样性和使用版本的不稳定性，顺应了我国汉语文教育改革的强烈要求，但是，这些无疑增加了教师备课的难度和影响汉语文教学质量的评定。尤为一提的是，这4个版本教材从总体上看，主要还是沿袭了分解式语言教学体系的课本编排体例，语言知识逐一被分解穿插于各册教材中。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多注重文学层面的编选，脱离壮族文化的背景和环境，缺乏壮族文化底蕴和文化审视，因而这些教材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来说，只是枯燥无味的汉族文化堆积，而非交际工具，所以，他们是在一种被迫无奈的心理下去进行汉语教学。

形成以上偏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是：

一、受全国语文教学大环境的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语文教学模式基本上是沿袭苏联文学课模式发展起来的，当时，苏联的语文课教学模式侧重于课文内容情节和人物形象分析、传授道德准则、政治思想升华和提高，这属于典型的文学分析课型。那时，我国对苏联顶礼膜拜，什么都要向他们学习，什么都是照搬照套，语文教学也不例外。从那时起，我国的语文教学开始了偏重于分析情节内容、传授语文知识和常识、渗透思想教育。这种教学模式，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从那时到现在，我国语文教学进行了不少的改革，力图摆脱这种陈旧老套的教学模式，但是，这种教学模式影响我国根深蒂固，也适合我国政治运动的需要，不少教师难于摆脱它的影响。壮族的汉语教学在全国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或多或少传承了这种教学模式。

二、语言教学意识淡薄。长期以来，相当部分的的教师对语文的“工具性”认识还不足，仍笃信“文以载道”、“文道结合”，看重的是所谓的语文教化功能，希望通过语文来培养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文化素养和文学能力，在语文教学中，语言文字仅仅是实现教学目的的媒介物，习惯于用思想政治教育课的讲授思路和教学方法来进行语文教学。只注意汉语文课“有很强的思想性”的一面，而忽略其“工具性”的一面。

三、教师整体素质不高。多年来，教育行政部门强调教师要达到学历、专业合格才能担任教师，除了边远山区外，绝大部分都能做到。前几年，提出教师要通过汉语水平测试，一些城市对教师进行了汉语水平测试，但通过率极低，乡下教师就更差了。教师都过不了汉语水平测试关，怎能胜任汉语教学。

四、不完美的考试评定机制。到目前，还没有一个针对壮族中小学生汉语教学水平测试评定细则，汉语教学水平的测试评定依然以升学考试这个指挥棒为准。现行的考查是重知识的考查而轻能力的考查，重期末考查而轻平时的考查，重书面表达的考查而轻口头表达的考查。这种考查方法不仅不能全面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成绩，也不能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由于壮族汉语教学的考试评定机制是在全国大环境中进行，其教材的选择、教学方法的使用、成绩的测评等均与汉族学校无区别，因而壮族的汉语教学没有自己的特色，其质量也不尽人意。

针对壮族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我们建议采取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确保壮族的汉语教学朝着科学、持续方向发展：

一、加强汉语教学意识。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传承文化的工具，它是由语言、词义、词汇和语法构成的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语言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根据语言生活的需要和语用规律，很好地运用书面语和口语进行交际及其他相关活动。语言教学主要是通过对语文教材中各种样式的作品的载体进行语言的分析探讨，指导学生进行语言训练，提高学生语言运用的水平。汉语作为我国的通用语言，进行汉语教学是我国中小学的根本任务。根据语言的特殊性和汉语的强势地位，我们认为目前壮族的汉语教学应该包括：汉语言文字（语文知识）、汉语言文字的运用、汉语言文字及其运用所负载的文化内容（思想教育）。这三方面内容处于不同的层面：汉语言文字是教学的基础，汉语言文字的运用是教学的基本内容，汉语言文字及其运用所负载的文化内容是教学的拓展与提升。这三方面有机结合、互相制约，才能更好地完成汉语教学任务。从目前情况来看，在壮族的汉语教学中，汉语文知识教学和在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而汉语的运用训练教学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之处。所以，在教学中加大运用汉语训练，尤其是口头表达训练的教学，还是今后汉语教学的重点。当然，我们强调加大运用汉语训练，并不是说不讲汉语知识，不要思想教育，不介绍自然常识和科学知识，而是说这些内容都要讲，但要讲得适当、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要在严格而扎实的语言文字训练中兼顾完成。

二、尽快建立科学严格的考试检测评定机制。作为教学评定主要手段的语言测试在语言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否具有统一的标准化的语言测试，是衡量语言教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多年来，壮族在汉语教学实践中，对教学思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目标、教学管理、教学考评等都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改革，但是一直没有一个较为科学和严格的考试检测评定机制对教学进行制约，使得汉语教学和考评常常具有非常宽泛的随意性和缺乏真实性，因而，很难界定出壮族学生的汉语实际能力和水平，也不能准确地对教学作出有效的反馈。所以，建立一个适合壮族学习汉语，真正体现出壮族汉语实际水平的汉语水平考试（HSK）机制，作为壮族开展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壮族版的HSK，作为检查和评估壮族汉语教学效果、教学质量的主要依据，对汉语教学进行宏宽指导，推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改革，促进壮族汉语教学水平整体提高。

三、努力提高汉语教师教学水平。教师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在教育中起着主导作用。要提高壮族的汉语教学水平，就必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队伍。目前，壮族汉语教师整体水平不高，其学历、专业基本达标，但通过汉语测试的却不到40%。因而壮族汉语教师队伍建设还有待加强。首先，要采取多种方式，诸如在职培训、离岗培训、进修等提高教师的汉语技能，使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具有：标准的汉语语音、语调，很强的口头表达能力，丰富的汉语词汇、规范工整的书写汉字能力，熟练、快速的写作能力。其次，对在岗汉语教师进行定期考核。教育行政部门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在岗汉语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成绩做出考核评估，考核评估要以标准的汉语水平考试作为依据。对通过汉语水平考试的，能胜任教学工作的，要发给合格证书，在教学中做出显著成绩的要给予表彰奖励，对不能通过汉语水平考试的要限期培训进修，争取合格；对水平低，实在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要坚决调换岗位。

四、加强教材建设。一种好的教材，是教学成功的一半。建议使用一种相对稳定的教材作为壮族汉语教学用书，以利于对教学效果评定。同时，编写一些符合壮族学生知识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发展特点，体现壮族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法的辅助教材，以便对壮族学生因材施教，更好更快地提高汉语教学水平。结语随着壮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化程度的加大，壮族更加重视汉语学习。人们在继续操母语壮语的同时，更多地去学会汉语，具有了壮汉双语的能力。一方面，壮族现在推行壮文，使壮语更为规范，也促进教育文化发展，另一方面，壮民族文化程度的提高，更便于他们学习汉语，使壮汉双语人数进一步增加。加上当今政策法令、学校教育、文化宣传等都受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格局的影响，壮族的汉语教学范围将更加扩大，普及程度更加提高，教学质量也会稳步上升。

注释：

[1] 周方《解读“五普”的少数民族人口》载《中国民族》 2003.09期。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广西民族数据库》。

[3] 陈海伦李连进主编《广西语言文字使用问题调查与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5.1。

[4] 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 1987.6。

[5] 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6] 张一民《壮族形成时间辨析》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2期。

[7] 张均如梁敏《广西平话》载《广西民族研究》1996.2期。

[8] 杨焕典《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12。

[9] 本书编委《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之《武鸣县·壮族卷》民族出版社 1989.9。

[10] 、[11] 同 [3]。

[12]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史》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

[13] 黄佐《广西通志》卷四十。

[14] 《后汉书·南蛮传》。

[15] 同 [12]。

[16] 蒙荫昭梁全进主编《广西教育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9.8。

[17] 莫文军主编《广西少数民族人物志》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8.10。

[18]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编《广西教育年鉴》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3.10。

[20] 广西民委广西档案局《广西民族工作档案选编》1998.5。

[21] 、[22] 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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