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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问盘古——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一 | |||
作者：覃乃昌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所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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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盘古 ——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一 覃乃昌 [摘 要]盘古神话在先秦乃至秦汉时期的汉文古籍中均没有记载，直到三国时代才出现在徐整的《三五历纪》中。盘古神话源自何处?源自什么民族?这是近百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本文及以后将陆续发表的系列研究文章认为，盘古神话来源于华南珠江流域的两粤(广东、广西)地区，来源于华南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 [关键词]盘古神话；华南珠江流域；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 [作 者]覃乃昌，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南宁，530021 [中图分类号]B9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4—0117—012
专家们在探讨盘古神话来源问题：（从左至右）潘其旭研究员、农学冠教授、农冠品教授、张声震研究员、过伟教授、覃乃昌研究员、郑超雄研究馆员、覃彩銮研究员
每个民族总是要追溯自己的历史，追溯宇宙万物的形成和人类的来源。每一个民族的神话，赫然写在第一页上的都是关于宇宙万物从何而来的创世故事，以及开天辟地创造世界的神话人物。关于宇宙的发生，人类的来源，是具有寻根本能的人类的一个不朽的话题。 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神话人物是谁?是盘古。“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中妇孺皆知的一句民谣，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认同。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伟大开端的一个不朽的象征。 一、追问盘古 请问：关于远古的开头，谁个能够传授? 那时天地未分，能根据什么来考究? 那时是浑浑沌沌，谁个能够弄清? 有什么在回旋浮动，如何可以分明?无底的黑暗生出光明，这样为的何故?阴阳二气，渗合而生，它们的来历又从何处?穹窿的天盖共有九层，是谁动手经营?这样一个工程，何等伟大，谁个是最初的工人?——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天问》1 早在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就在他著名的诗篇《天问》里，提出了一连串关于天地怎样开辟、宇宙怎样形成和谁是天地的开辟者这类的问题。但是文中没有一个地方说天地是谁创造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天问》起首言‘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并无一言说到天地的创造。”2 据考证，三国以前的汉文古籍中，是没有关于盘古神话的记载的。正如一些学者说的那样，女娲补天的神话，显然是天地创造以后的事；有许多民族的神话都说到天地创造以后复有一度的破坏，然后由神再行修补，重整乾坤，……既有再造宇宙的神话，应该也有开天辟地的神话。然而先秦之书如《山海经》和《楚辞》，西汉的书如《淮南子》，都没有开天辟地的神话的影踪。 直到公元三世纪的三国时代，盘古神话才出现在的徐整的《三五历纪》中：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三五历纪》是由唐代欧阳询等编的《艺文类聚》卷一引录的，原书已失传。清代马骕《绎史》卷一又引徐整的《五运历年记》：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明代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九也引《五运历年记》，文字有所不同，或是另本： 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 南朝梁人任昉撰的《述异记》采录了自秦汉以来有关盘古的各种神话： 昔，盘古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泣为江河，气为风，声音为雷， 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为姓。防按：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然则生物始于盘古。 三国以后，盘古神话方见于各种史籍文献，经过道教的传播，盘古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开天辟地、创造世界的神话人物，而且被纳入古史系统，尊为“三皇”之首，最后完成了我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历史序列。毛泽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论述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时就说过：“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3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中妇孺皆知的一句民谣，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认同。盘古神话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伟大开端的一个不朽的象征。 但是，由徐整整理的盘古神话源自何地?源自哪个或哪些民族的神话?这是近百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二、关于盘古神话来源的诸种观点 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茅盾、闻一多、吕思勉、袁珂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就开始对盘古神话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盘古神话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拓展与深化。由于史料的缺乏和研究方法、视角及依据资料的不同，对于盘古神话的来源及演变等问题，一直是聚讼纷纭，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即使是同一位专家学者，在不同时期的论著中，其观点亦不尽相同，多种说法兼而有之。归纳起来，主要有南方(华南)说、中原说、苗蛮说、外来说四种观点。在同一种观点之中，又有若干不同的意见，譬如在“南方说”中，又有少数民族说、俚僚说、壮族说、苗蛮说或盘瓠说；在“中原说’’中，则有源于伏羲、女娲、土地神(社神)、烛阴或烛龙等多种说法；而在“外来说”中，有印度说、北欧说、北美说和巴比伦说等等。4 (一)南方说 持盘古神话起源于南方(即华南两广地区)的观点，以茅盾(沈雁冰)、袁珂先生为代表。茅盾先生是现代中国神话研究的先驱，在1929年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中。论及盘古神话起源时，通过对三国时期徐整《三五历纪》中有关盘古神话记载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徐整是吴人，大概这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当时就流行在南方(假定是两粤)，到三国时始传播到东南的吴。如果这是北部和中部本有的神话，则秦汉之书不应毫无说及；又假定是南方两粤地方的神话，则汉文(帝)以后始通南粤，到三国时有神话传到吴越，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汉时与南方交通大开，征伐苗蛮，次数最多；因战争而有交通，因此南方的神话传说也流传过来了)。”“我们现在的神话是北中南三部民族的混合物，所以我们的片断的开辟神话也是混合物。始创天地的盘古神话，本发生于南方，经过了中部文人的采用修改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神话；现存可信的材料为徐整《三五历纪》的记载。”进而认为，后来的一些著作(指南朝时任昉《述异记》)中提到的其他地方有盘古地名、祭祀盘古的庙宇及活动等，“也帮助我们想象盘古的神话本产生于南方而渐渐北行的。”所以说，茅盾先生是第一位通过对三国时期徐整《三五历纪》有关盘古神话记载的分析与研究，精辟地阐明盘古神话起源于南方(两粤)以及盘古神话北传的过程与原因的学者。 袁珂是当代中国著名的神话学家。袁先生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古神话选释》中注释任昉《述异记》所载的“桂林有盘古氏祠”时云：“桂林，秦置郡名，约有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全部地方。其后三国吴也设桂林郡，治所在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其后南刘所置桂林郡，治所也在这里。此处所说的桂林，即指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又说：“如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介在岑溪县和容县之间，还有一个小镇，就叫‘盘古’。”在解说盘古神话时，引刘锡蕃《岭表纪蛮》：“瑶族称盘古为盘王。每逢天旱，一定要向盘王祈祷，并且抬盘王的像游行田间，巡视禾稼。”还说：“徐整作《三五历纪》，吸收了南方少数民族盘瓠或盘古的传说，综合了古神话里开辟诸神的面影，再加上经典中哲理的成分和自己的推想，才塑造了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盘古，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的老祖宗。袁珂先生则是我国第一位通过对南朝人任昉《述异记》中有关“桂林有盘古祠”的记载的研究，指明昔“桂林盘古祠”在今广西象州县；但是他认为三国时徐整《三五历纪》中有关盘古神话的记载是吸收了南方少数民族盘瓠或盘古的传说。 壮族著名民间文艺家蓝鸿恩先生不仅赞同茅盾、袁珂先生的观点，而且还明确提出盘古神话是华南珠江流域原住民族一一壮族先民俚僚的神话。蓝鸿恩先生从茅盾评述中推论盘古神话属于珠江流域壮族先民俚僚的神话，认为：“茅盾虽不说盘古盘瓠同源，但他见《述异记》里称南海有盘古墓，桂林有盘古庙，认为是两粤民间传说。如果以此推论，此时两粤土著居民，当是俚僚，因苗、瑶尚未南下到两粤地区，当是土著民俚僚的神话了”5。蓝鸿恩先生在茅盾、袁珂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是第一位明确指出盘古神话属于珠江流域的壮族先民俚僚的神话的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刘亚虎研究员、广西师范学院的过伟教授、广西民族学院的黄世杰、黄祖宾、农学冠，皆有著文赞同茅盾、袁珂及蓝鸿恿诸先生的“南方说”或“壮族先民说”观点。认为：“茅盾推测盘古神话的最早产地为南方少数民族是可以成立的”；“盘古神话的族属是壮侗语诸民族。盘古神话在壮侗语族诸民族民间流传历史悠久。”6 另外，近年来，随着盘古文化价值的回归，不少地方加强了对盘古文化的调查、研究和开发，湖南省的一些学者根据沅陵新发现的文化遗存及信仰习俗，认为沅陵县是盘古神话的起源地，当地的“五溪蛮”是盘古神话的始创民族。 (二)中原说 主张盘古创世神话源于中原者，古来有之，后来力主源于中原的学者甚多。清代马骕在《绎史》卷1引《五运历年记》及《述异记》、《三五历纪》等书记载的盘古神话之后便生发感叹与质疑：“盘古氏名起自杂书，恍惚之论、荒唐之说耳!作史者目为三才首君，何异说梦?”近代有学者说：魏晋以下，“徐整、任昉又采俗说作为为盘古之名，语益荒唐。赵宋而后，述史者莫不首盘古而次以天地人皇，最为戏论，何其迷幻不论，乃至如此。”7 持中原说的学者甚多，除了盘古源于中原外，还有伏羲、女娲演变说或“音转”说。闻一多、顾颉刚、王晖、马卉欣、张振犁等先生均有论著或专文论述。以闻一多、顾颉刚、王晖三先生为代表的主张中原说，主要是从史籍记载的伏羲、女娲和盘古的形象、神话的内容以及训诂等考究，认为是伏羲、女娲神话在先，而后演变为盘古神话。闻一多先生《神话与诗．伏羲考》一文认为：“伏羲与盘瓠不过是一音之转，两者乃出于同源。”还说：“盘古即匏瓠，也就是葫芦，也就是包。”王晖先生则通过对古文献中“亳”字音、义的考辨，认为盘古是由上古的土地神(社神)“亳”之音转而成8。 马卉欣、张振犁两先生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的资料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河南省桐柏县文联主席的马卉欣先生发现桐柏县以及相邻的泌阳县内，有不少的盘古文化遗存，包括盘古山、盘古庙、盘古碑、盘古井以及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举行盛大的盘古庙会，民间还流传盘古滚磨成亲的传说，于是萌生了对全国各地流传的盘古神话及盘古庙进行调查的计划，从1988年到1989年，历时九个多月，先后对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陕西、青海、河北、山东、吉林、黑龙江、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市民间流传的盘古神话及其庙宇进行了考察，收集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盘古之神》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一书。马先生认为：三国吴人徐整所著的《五运历年记》中的盘古神话取材于中原的桐柏。因此，盘古神话的起源地应是河南桐柏一带。 1983年——1990年间，张振犁先生率领河南大学中文系师生深入河南民间进行调查，搜集了许多有关盘古开天辟地神话、洪水遗民和盘古兄妹婚造人神话。通过对这些盘古神话的研究，出版了《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认为盘古神话起源于中原地区的河南一带。 (三)苗蛮说 持盘古神话源于苗瑶民族或由盘瓠神话衍化而来之说，以苏时学、夏曾佑、顾颉刚、范文澜、闻一多、吕思勉、徐松石等为代表；袁珂先生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也持此说。 清朝末年的苏时学和夏曾佑是最先提出盘古神话源自苗族说的学者。夏曾佑先生曾于辛亥革命后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在他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即今《大学丛书》之《中国古代史》)有云：“今按盘古之名，古籍不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或盘古盘瓠音近，盘瓠为苗蛮之祖；……故南海独有盘古墓，桂林又有盘古祠。不然，吾族古皇并在北方，何盘古独居南荒哉?”他由此断定，汉民族把南方盘瓠神话误袭为己有。苏时学著《瑶山笔话》一书时，据《后汉书·南蛮列传》记载的盘瓠传说，认为“盘古乃盘瓠之音转”。后来许多学者也多持此“音转”之说。9 其实，盘古与盘瓠神话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性质上都有明显的区别。在内容上，盘古是由“卵”演变而成，具有开天辟地、繁衍人类之功，死后的肢体及器官化生为世界万物，被后人奉为创世始祖(人文始祖)；而盘瓠神话则是说汉代时高辛帝畜有一只五彩毛的奇犬，名曰“盘瓠”。时有犬戎人寇，屡伐不克，高辛帝乃诺以重金厚赏与美女，召募克敌者。盘瓠应召，以神奇之力，衔回犬戎之将吴将军首级，消除了犬戎之患。辛帝之女为践父王之许诺，嫁与盘瓠。盘瓠负帝女走人南山石室，三年生育六男六女。其儿女长大后相互婚配，繁衍后代，被瑶苗民族奉为始祖。其次是在神话的性质上，盘古属于人文始祖类，而盘瓠则属图腾类，是南方瑶苗民族的图腾崇拜物。二者各有渊源，内容、质态或神性皆不相同，故不能混为一谈。对此，瑶学专家黄钰、张有隽等先生都认为：“盘古非盘瓠”。10“瑶族崇祀盘古，是把他当作开天辟地神和人类始祖颂扬，与盘王(盘瓠)之被当作民族始祖神崇祀，在神性上是有区别的。而且盘古见于载籍比盘瓠还早。在许多地方的瑶族民间，绝不会象某些神话学家一样，将盘古与盘瓠相混淆，师公、道公的经书一直保留着两个不同神话的歌唱文本，即是例子。”11 (四)外来说 主张盘古神话由国外传人者也不乏其人。其中有源于印度说、北欧说或北美说。持源于印度说者以明代人马欢、民国时的屠考贤、日本人高木敏雄、徐松石、吕思勉及近人何新等先生为代表。其主要根据是盘古神话的主题与佛教《吠陀经》，尤其是《厄泰黎雅伏婆尼沙坛》记载的有关梵天(Brahma)的宇宙化生情节颇为相似；并且认为： “印度是世界上神话传说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中国自古以来就同印度民族有过文化接触和文化交流；……云南僮(壮)族和黔西苗族所居的地方，自古为中印交通孔道之一。”印度佛教早在东汉时期已传人中国，在印度佛教《厄泰黎雅伏婆尼沙坛》《小乘涅槃论》《摩登伽经》等经文中也有类似盘古开天辟地等内容的神话故事。如“古婆罗门教中有一位大创世神，他是诸天的最高之神、众神之神，也是宇宙万物的创造神，名叫‘Brah．ma’。这个神在中原地区的汉译佛经中，一般译作‘梵摩，、‘梵天’，简称为‘梵，。但此字的另一种音译，则恰近于‘盘，或‘盘古’。”12 因此，中国的盘古神话应是由印度传人的。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盘古神话是从北欧、北美等地传到中国的。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盘古神话源于道教，为道教隐士葛洪遗传。此说以马伯乐、蓝鸿恩为代表，认为盘古神话的流传与道教的传播有很大关系，是葛洪把盘古当作道教宗师以后才出现的，说明盘古神话的流传以及在民间的影响。13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曾谈到有一个老子身体化生的造世神话，颇与盘古化生神话相似：“老子化生，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头为昆仑山，须为星辰，骨为龙，肉为诸兽……”，与道教关于宇宙创生的作品《混沌图》所载相符：“三皇时，老君(老子)化身为万法天师。中三皇时，为盘古先生。伏羲时，为郁华子。”法国瑶学家雅克不赞同此观点，认为：“尽管不能说印度神话对中国神话毫无影响，但前者从其感官化生宇宙，后者从其肉身化生宇宙，倘若中国采用印度神话，在重述时亦曾与中国传说相结合，使盘古在很多地方似烛龙之处尤多于印度模子。问题在于：假使盘古是采用了印度神话，他如何能在祭祀他的众多华南民间广为流传?答案是：这故事从道教传说多于从佛教传说而来。”14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白庚胜2004年在河南省桐柏县召开的“盘古文化研讨会”上，提出了“大盘古”、“小盘古”概念，认为“大盘古”是全国性的盘古文化；“小盘古”是指某一区域的盘古文化，例如“桐柏盘古文化”、“来宾盘古文化”等，但却回避了“源”与“流”的问题。 三、南海中有盘古国：南朝任昉《述异记》的真实记述与盘古神话 主源于两广地区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的历史依据 近年来，在人类社会发展、文明的起源和古史分期问题上，学术界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三步曲理论。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在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个地点已涌现出来。像辽西的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以前，以祭坊、女神、积石冢和成批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已是古国的形态，即是原始国家形态。古国之后是方国，方国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的国家形成。距今约4000年前，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夏以前的良渚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别代表了中国南北早期方国的典型例子。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岭南也有自己的‘夏、商、周’”。15 按照“古国。方国、帝国”模式，岭南地区最早的古国，见诸文献记载的是苍梧古国，苍梧古国与中原华夏集团的尧舜古国同时存在，苍梧古国的分布范围主要在今湖南湘江流域及其南部地区，广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在此范围内发现的古文化遗址都应是古苍梧族所创造。广东石峡文化就是在此范围内。学术界已公认，石峡文化已出现私有制、阶级分化和王权政治，其年代距今约4900—4700年，与苍梧古国活动时间相符。桂南地区的石铲文化，分布很广，中心遗址面积数千平方米，在当时来说已是很大的祭祀场地，并不亚于红山文化中的祭坛。举行如此大的祭祀活动，必定有众多的人口，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制度和权威的组织者等。由此可知，石铲文化也应是桂南地区的古国文化遗存，其创造者当是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古骆越国先民。约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岭南地区应有不少的古国实体，目前限于考古发掘比较少，或是已经发掘了，我们尚未认识罢了。 古国之后是方国，岭南地区的方国至少产生于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逸周书。王会解》后附有《商书》中《伊尹朝献》佚文，文载商初成汤命伊尹制定诸侯向商朝的贡纳制度，伊尹作“四方令”，其中正南诸侯国有“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所献方物为“珠玑、玳瑁、象齿、文犀、菌鹤、短狗”。从“四方令”中记载的南方诸侯国纳献方物情况看，他们大部分都是岭南地区的方国实体，他们与商的关系是纳贡的关系。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大部分地区，广东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如果不是秦始皇发动统一岭南的战争，西瓯、骆越两大方国必然在战争中兼并，合二为一，实现岭南统一的格局。与西瓯、骆越方国同时存在的句町国，也是壮族先民建立的方国实体。 方国之后是帝国，壮族没有独立发展的帝国形态。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西瓯、骆越分别统一了广西南北地区，他们是在各自的地域内用武力征服吞并了不少的小方国。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形成大统一，因而仍属方国的性质。他们与全国各地的方国一样，最后统一进秦汉大帝国之中。 根据上述岭南古史分期的情况，我们认为，南朝梁人任昉《述异记》说的“南海中有盘古国”，指的可能就是在两广地区曾经出现过的古国，它与苍梧国一样，是岭南越人在距今约4000年前建立众多古国之一。根据考古资料，那一时期华南珠江流域经历了一场大洪水，盘古神话传说就来源于他们的真实生活经历。“洪水遗民”是盘古神话的主要内容，也是真实的历史记忆。它是发生在最后冰川时期的故事回放，这一点我们又可以从顶蛳山文化现象中找到线索。大约就在同一时间，可能因为大洪水，大型河旁台地聚落的顶蛳山居民已经搬走。 关于盘古国的存在，我们还通过大量的调查资料得到证明。根据任昉《述异记》关于“桂林有盘古祠”、“南海有盘古墓”、“今人皆以盘古为姓”等记载，一是岭南地区有大量的盘古庙。我们课题组目前只初步调查了来宾市的盘古庙，共有28座。是迄今我国发现盘古庙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二是两广地区民间目前还有大量的盘古信仰习俗，有盘古庙的地方，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祭祀盘古活动。三是两广地区目前还有大量的以盘古命名的地名，包括村庄名、山岭名、岩洞名。我们只初步调查了来宾市的盘古地名，据清嘉庆《武宣县志》和民国《武宣县志》记载，境内的盘古村有5个，其中庙王区1个(解放后划归象州县，现为象州县妙皇乡盘古村)，桐岭区2个，禄新区2个。目前已知的地名还有，兴宾区良塘乡来国村有盘古山一座。武宣县桐岭乡大祥村有盘古山1座，盘古洞1个，大林乡大林村有盘古岭一座。四是今两广地区还有大量的盘姓居民。仅广西容县就有1000多户，4000多人。五是民间还大量流传盘古神话，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盘古神话体系。 这就充分说明了任昉《述异记》中关于盘古国的记载是真实的，是盘古神话主源于两广地区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的重要历史根据。 四、桂林有盘古祠：南朝任昉《述异记》的真实记述与盘古神话主源于两广地区原住民族一一壮侗语民族的又一历史依据 自汉武帝平南越后，将秦原在岭南所置三郡析为九郡，其中在郁林郡置桂林县，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境；三国时代，孙权建立吴国统辖该地，孙浩凤凰三年(274年)，又分郁林郡置桂林郡，郡治武安县，治所亦在今象州县境；隋朝分潭中、中溜两县置桂林县；开皇十二年(592年)置象州，此为象州得名之始。今“桂林”之称，自南朝梁大同六年(540年)设置桂州府，治在始安县(今临桂县)，是为广西称桂之始；唐代在今广西设置桂州总管府，治所今临桂县；明初在桂州设静江府，到了明洪武初改静江府为桂林府，治所在今桂林市。这便是自“桂林”为政区之称从郡、县、州到府的历史变迁。 距今1600多年前的南朝任昉《述异记》关于“桂林有盘古祠”的记载，是迄今所见有关盘古庙的最早记载。这一记载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当时桂林郡近内有盘古庙，这一点经过我们的实地调查已经得到证实，如上所述，至今在来宾市境内仍保留有众多的盘古庙。二是指当时桂林郡治所在地有盘古庙，这一点经过调查也得到证实。 在象州县城南部18公里处有一个妙皇乡，妙皇原名庙皇，意为庙中之皇。庙皇因境内有一座高楼山，山顶上有一盘古大庙而得名。高楼山海拔 这就说明，任昉《述异记》关于“桂林有盘古祠”的记载，是真实的，是盘古神话主源于两广地区原住民族一一壮侗语民族的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根据。 五、壮侗语民族开天辟地神话、化身神话、兄妹婚 再造人类神话是盘古神话的主源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资料表明，包括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等在内的壮侗语民族是华南珠江流域的原始居民。居住在海南岛上的黎族虽然现在不属珠江流域，但黎族与古代“百越”族群中的“骆越”有密切的关系，是从骆越发展而来的，其远古祖先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从两广大陆沿海地区陆续迁入海南岛，最初居住在沿海和全岛各地，过着原始母系氏族公社生活。后来由于历代封建王朝的羁縻征剿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军队的屠杀，大部分黎族人民被迫退居五指山及周围地区。傣族现在的居住区也不在珠江流域，但是他们源于百越民族中的西瓯骆越，是后来向西迁移到达现在的居住地。他们的文化受到了印度文化其中特别是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有的学者称他们是受印度文化影响较深的越人。16 汉族是在秦汉时期、彝族大约是在两晋时期、瑶族大约是在隋唐时期、苗族和回族大约是在宋代、仡佬族大约是在明清时期因不同的原因，从不同的方向进入华南珠江流域的，从而构成了华南珠江流域多民族聚居的格局。17 珠江流域即珠江水系所流经的地域。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它的西北部遍布着与云贵高原连为一体的崇山峻岭，北部有五岭山脉横亘，中部的两广丘陵和众多的弧形山脉时断时续绵延其间，山岭之间河流纵横，有南、北盘江、红水河、左、右江、柳江、漓江、桂江、西江并与北江相汇聚，形成珠江水系。珠江水系流域面积45．37万平方公里，在我国境内为44． 珠江流域属亚热带气候，夏季炎热，春季多雨，雨热同季，有利于动植物的滋生繁殖以及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形成，从而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珠江流域是我国出土古人类化石最多的地区，也是我国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据初步统计，我国华南已经发现古人类旧石器遗址和地点80多处，其中三分之一是在西江水系流域，所以西江是人类早期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 距今1万年前后，珠江流域同其他大江大河流域一样，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的文化遗存，像天上的繁星，遍布珠江流域，据统计，在云南有300多处，广西有900多处，广东有500多处，在贵州境内也有不少，全流域大约有2000多处。这些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包括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大石铲等，独具特色，并基本形成了系统，构成了珠江流域独特风格的史前文化。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资料还表明，包括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等在内的居住在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再到青铜时代，地方特点、民族特点突出，而且前后相因，脉络清楚，一脉相承。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其他地区是少见的。从体质人类学考察，居住在华南珠江流域的壮侗语民族先民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直到近现代，其体质特征相近，说明这些人类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整体性的迁移，至少是他们的主体部分长期以来都生活在华南珠江流域。壮侗语民族是稻作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和旱作民族不同的是，稻作农耕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稻作民族具有守土性强，不轻易背井离乡的特点。正如费孝通先生说的：“农业是离不开土地的，特别是发展了灌溉农业，水利的建设更加强了农民不能抛井离乡的粘着性。农民人口增长则开荒辟地，以一点为中心逐步扩大，由家而乡，紧紧牢守故土，难得背离，除非天灾人祸才发生远距离移动”。18 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文化创造，不仅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而且是一脉相承的。作为他们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本民族的神话也突出地表现出原始性、体系性、延续性和多民族共同性、普遍性、丰富性等特征。 从各民族神话我们可以看出，开天辟地神话、化身神话和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不仅在壮侗语族八个民族中普启遍存在，而且内容比较相近，充分显示出多民族共同性的特征。例如洪水淹天下、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而且大都包含几个内容：(1)射日；(2)为得到雨水与天上的雷公作斗争；(3)智捉雷公；(4)兄妹得到雷公送给的牙齿种成大葫芦；(5)雷公骗兄妹得水喝逃回天上降大雨淹天下；(6)兄妹坐进葫芦躲过灾难，世界只剩兄妹二人；(7)在仙人的劝说下兄妹结婚；(8)兄妹婚后生出磨刀石一样的肉团； (9)兄妹把肉团剁碎洒到四野再造人类。又如开天辟地神话，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而且大体都包含有以下内容：(1)天地尚未形成之前是一个旋转的象鸡蛋一样的气团(壮族神话是一只拱屎虫在推动它旋转)；(2)这一气团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壮族神话是在螟玲子即蜾蜂的叮啄下)爆裂成三片，一片往上飞变成天，一片沉到下方变成海，中间一片变成陆地；(3)天地初形成时还不稳，人们用金刚木、竹子等把天顶牢；(4)天地刚形成时相距太近，公公劈柴斧子碰着天，婆婆舂碓也碰着天，小孩可以伸手摘天上的星星放篮子里玩；(5)人们齐心协力用木头、竹子把天顶高。 法国语言学家梅耶说： “每一种古代的大‘共同语，应该表现为一种文明类型”。19研究表明，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是稻作文明类型的民族，他们是华南珠江流域的原始居民，他们创造了华南珠江流域的稻作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民族开天辟地神话、化身神话和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的共同性表明，早在这些民族尚未分化之前，他们就已经创作了这些神话，从而说明了这些神话的原始性和产生年代的久远性。 壮侗语民族的神话具有体系性的特征。以壮族为例，壮族神话产生的原因及人类早期社会的演变，表现为一种谱系性，这个谱系大致为：一团急速旋转的气体一一三黄神蛋一一金甲天神(开辟；神)——三界——姆洛甲(始祖神)——布洛陀(创造神)——布伯(战神)——伏依兄妹(生育神)——肉团——人类——岑逊、莫一(英雄神)——20 其中盘古开天辟地神话、化身神话和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是这个神话谱系中的组成部分，是其链环中几个环节。 壮侗语民族神话体系性特征还表现为这些民族的神话内容——特别是创世神话的内容本身所具有体系性，而且每个民族都形成自己的创世史诗。例如布依族的创世史诗《造万物》，其内容包括：(1)序歌；(2)造天造地；(3)造太阳月亮；(4)造星星天河；(5)造雷造闪电；(6)造风造雨；(7)造乌云和彩云；(8)造人烟；(9)造年造月；(10)造山造岭；(11)造树造藤；(12)造花造草；(13)尾歌。21 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讲的是开天辟地造万物的故事，长达万行，规模宏大，但具有很严谨的体系性，其内容包括： (1)开头歌； (2)问答歌； (3)石蛋歌； (4)初造天地；(5)造人；(6)造太阳；(7)造火；(8)造谷米；(9)造牛；(10)再造天地；(11)分姓。22 毛南族的创世史诗《创世歌》包括开辟神话、物种的起源、射日神话、洪水神话、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婚恋的起源神话等，侗族的创世史诗《族源歌》；傣族的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等等。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它以不自觉的艺术创作方式和主观幻想的形式反映远古时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类的社会生活。其内容具有神奇、神秘、荒诞不经等特点，但却无一不是远古时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曲折反映。壮侗语民族开天劈地神话、化身神话、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是壮侗语民族先民以不自觉的艺术创作方式和主观幻想的形式反映远古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类的社会生活。 搜集整理盘古神话的徐整是吴国人，他记录整理盘古神话的三国时代的吴国包括了岭南地区。也就是说，今广东、广西地区在三国时代属吴国的管辖范围。从盘古神话三种创世类型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当时盘古神话主要流传在岭南两粤地区。但是，徐整对这些神话并不是做简单的记录，而是溶人了汉族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道家的元气说、阴阳学说和术数理论，使之富于哲理性，更加令人可信。在对盘古“垂死化身”的描述中，徐整又使盘古身体的各个部分“化生”为东、西、南、北、中“五岳”，使盘古的形象与整个中华大地联系在一起，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同时将盘古纳入古史系统，把他排在三皇之首，进而演绎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历史序列。以后随着道教的传播，盘古神话逐渐流行开来，渗透到各地民间生活中去。这是南方壮侗语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因此，所谓盘古神话，实际上就是汉族文人记录整理少数民族相关神话并加入汉族文化的理念而形成的有关开天地辟地创世、化身创世和洪水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的神话，它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融合的典范。 六、忽视实证调查及“鄙视邻近的小民族”是长期以来盘古神话来源研究未得出正确结论的主要原因 南朝梁人任昉《述异记》中记述有“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中盘古国”这一盘古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信息，但是，长期以来，没有人做深入的实证考察与探究。我们课题组是在广西来宾市进行壮族文化调查时，在偶然的机会中接触到盘古文化，然后查阅相关的记载，再做比较深入的实证考察，才得以证实任昉《述异记》中上述的记载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这就说明了过去我们在盘古研究中缺乏深入实际的作风，对实证调查不够重视。正是在没有深入进行调查的情况匿下，一些学者对古文献进行着毫无意义的考证，进行着不切实际的“训诂”，或寻找那些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音转”……，牵强附会，不一而足。正如一些学者以女娲神话的研究为例所指出的，当前我们的神话研究“多依赖考据、训诂学或考古学的方法，对至今依然鲜活存在的女娲神话和信仰缺乏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23 。而国外学者在这方面也给我们提出批评意见。例如美国学者D．博德(Derk Bodde)在谈到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时，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叙述的片断性所造成的困难，因中国古文献特点所带来的语文范畴的繁难而变本加厉。其中主要困难在于： 多义词以及容易混淆的象形文字极多。因此，寻求可互相替代的语词和字，特别引人入胜。诸如此类所谓寻求，通常基于下列论证：记述A中的象形文字X，在记述B中似为象形文曰字Y；而象形文字Y在记述C中似为象形文字Z；这样一束，记述A中的X则可与记述C中的Z互换。为数众多的中国学者借助于诸如此类探寻，在解释古代神话之说时创造了奇迹。这种方法如果滥用，則势必得出完全不可信的结论。24 这一批评是中肯的。从中国神话学史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在阐释神话时，过于依赖考据方法，从古文献中轻巧地得出的结论往往五花八门，同样的事实，得出的结论常常相互矛盾。甚至自相抵牾。对盘古神话起源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对古籍文献中提出的观点，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特别是没有深入到民间去进行调查，所以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鄙视邻近的小民族”是盘古神话起源研究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早在20世纪20年代，茅盾先生在他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中就指出：“和南方的交通，盛于汉代，那时中国本来的(汉族的)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鄙视近的小民族，南方的神话当然亦不为重视”。25 在一些学者的学术视野或潜意识里，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中心，凡是具有较大影响和富有成就的文化，都应起源于黄河流域。盘古创世神话也不例外。在这一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的主导下，其研究视野自然集中或定格于中原地区，并不遗余力地从汉文古籍或其它资料中广征博引，引经据典，训诂推导，寻找依据，即使是牵强附会也在所不惜。在相当一部分人潜意识中，像流传如此广泛、意义如此重大、影响如此深远、历史文化价值如此重要的盘古神话，理所当然地也起源于黄河流域，而不可能起源于非“中心”的“徼外”“蛮夷”之地。所以，一些学者在追溯或论证盘古神话的来源时，其视野总是局限在中原地区，即使“挖地三尺”，也要刨出所谓的“根据”来。有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对于哪怕是一目了然的史料记载或实证材料，往往视而不见或弃之不用，有的则轻描淡写或回避之，甚或以各种理由曲解、否定之。一些学者对《述异记》中所记述的“南海中盘古国”、“桂林有盘古祠”，采取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有的则以这是一部“半真半伪”的书为由，不加调查、不加分析地否定其内容，这就严重影响了盘古神话研究的科学性。事实上，由于社会发展的特殊原因，少数民族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神话，其中包括创世神话；而汉族作为大量吸收多民族因素融合而成的民族，其族群记忆具有多元化特征，因而未能形成自己的创世神话和创世史诗。 族群记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集体记忆。族群的集体记忆就是该族群的全体成员在长时段内对于过去形成的集体的共同表象。由此可见，族群记忆与史诗的记忆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26 一般来说，史诗是在远古神话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创世史诗则是在创世神话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创世神话，就不会有创世史诗；同样，创世史诗对创世神话有着重要的固化作用，没有形成创世史诗的创世神话很难长期保存和传播。我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一般是通过史诗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壮族的《布洛陀》、瑶族的《密洛陀》、布依族的《造万物》等等，莫不如此。 史诗本身就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形成的。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人们对本族群的身份认同保持一种持续的强度，祖先的事迹在一代又一代子孙的心灵深处激起波澜，遥远的族群历史在子孙后代不间断的记忆流动中被建构，最终形成史诗。如果在族群形成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族群融人，原有的族群记忆与新来的族群记忆相混合并发生涵化，原有的记忆就会重新整合。在长期的记忆整合过程中，原有单一的族群记忆就很难保持持续的认同强度，因而也就难以形成指向族群最初历史的宏大而神圣的叙事。相对稳定的民族、族群结构，相对单一的族群记忆，是形成史诗的温床，许多拥有史诗的民族，都具备这类特征。而由“多民族混血形成的”27 汉民族，则不具备这种特征。这就是汉族至今未发现有本民族的创世神话和创世史诗的基本原因。 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盘古神话研究 1988年11月，费孝通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泰纳演讲”上作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说。在该演说中，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8 这里首先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中华民族并不是56个民族的简单相加，而是指各民族之间共有的、难以分离的各种因素所形成的统一体。其次，承认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在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内部，应当承认部分的特殊性，并以此来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第三，各个民族内部都存在着各自的特殊部分。这就是后来在国内外影响广泛而深刻的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休格局理论。 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由各民族的文化构成的，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又是多源一体的文化。但是，长期以来，我们都有以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之源，把“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同义语，在论述古代文化的时候，都重北方而轻南方，认为北方(黄河流域)是“源”，而南方是“流”；中华民族及其文明是起源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然后才向四方扩散的。总之中华民族文化是以北方为中心，以黄河为中心。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大江大河多为人类文明之摇篮，两河流域之于西亚如此，尼罗河之于埃及如此，黄河之于中华大地也如此。但是我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其文明源头不可能就是一个。事实也是如此，历史上，黄河流域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确实曾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按照各自的途径发展着。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很难想象在这种原始时代，分居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于同一来源，而且可以肯定的，这些长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文化以适应如此不同的自然环境。29……考古学上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丰富资料更有力地表明中华大地上当时已出现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如果我们认为同一民族集团的人大体上总得有一定的文化上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可以推定早在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30 新中国成立以前，只是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进行一些考古发掘，而华南珠江流域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开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华南珠江流域的考古工作得到开展。根据考古发现，早在80万年以前，百色盆地已有古人类活动，他们制造的手斧等大型石器世界著名。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广东曲江发现“马坝人”化石，是距今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1958年和1956年，在广西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发现的“柳江人”化石和在今来宾市兴宾区麒麟山发现的“麒麟山人”化石，是距今5万年和距今2—3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1973年，在桂林市郊甑皮岩洞穴发现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骨骼和生活遗址，这些古人类在体质特征上继承了马坝人、柳江人、麒麟山人三个遗址人类的特点，表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种已经形成。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对邕宁县顶蛳山遗址进行发掘，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将该遗址第二、三期为代表的、集中分布在南宁及其附近地区的以贝丘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址命名为“顶蛳山文化”，时间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7000—8000年。这些遗址出土了大批石斧、有段石锛、石凿、石锤、石网坠等石器，蚌刀、骨锛等蚌器、骨器和釜、罐、鼎等陶器。同时，在隆安、扶绥、南宁市郊等地发现距今5000多年前的大石铲遗址。另外，还发现大批铜鼓、铜钹、铜尊、铜剑等青铜器和斧、锄、刀、剑、戈、矛、镞、铲、刮等铁制工具，是2000—3000年前的文化遗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在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邕宁顶蛳山遗址等许多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中，发现大量的蹲式和屈肢葬法，与壮侗语民族至今仍沿用的捡骨葬(二次葬)基本相同，这些都说明了今天的壮侗语民族与这些古人类的承袭关系。壮侗语民族是华南珠江流域的原始居民，这些古人类(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祖先。珠江流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在盘古文化研究中，一定要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高度，把盘古文化看作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而不仅仅是汉族的或是其他某一个民族的文化，真正消除“鄙视邻近小民族”的思想观念，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少数民族及其文化。 (注：本文第二部分“关于盘古神话来源的诸种观点”承蒙覃彩銮研究员撰写)
注释： 1.《楚辞·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T”这里所引，系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天问)中的第一、第二两段。见许渊冲英译、杨逢彬编注：《汉英对照文白对照．楚辞》，第5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 2.茅盾：(中国神话ADC》，(茅盾说神话)，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4.马卉欣：《盘古之神》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5.蓝鸿恩：《层叠现象剖析一一壮族古代文化反思之二》，《民族艺术》1994年第3期。 6.黄世杰、黄祖宾：《盘古神话在壮族地区的流传与变异》，刊于《肇庆盘古祖殿与岭南文化》文集，2003年。 7.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5卷《古史甄微》第22页，巴蜀书社，1999年。 8.王晖：《盘古考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9.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1篇第1章第1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第36页，中华书局，1960年；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15页，巴蜀书社，1982年． 10.黄钰：《盘古盘瓠盘王辨识》，《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张有隽： 《瑶族远祖盘瓠传说再研究》， 《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1.何新：《诸神的起源》第24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 12.蓝鸿恩：《层叠现象剖析一一壮族古代文化反思之二》，《民族艺术》1994年第3期。 13.参见张有隽：《瑶族远祖盘瓠传说再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6.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29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 17.覃乃昌主编：《广西世居民族》，第1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 18.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l0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9.(法)梅耶著，岑麒祥译：《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1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20.参见梁庭望等：《壮族文学概要》第5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 21.贵州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沈光墦主编：《贵州布依族歌谣选》，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 22.欧阳若修等：《壮族文学史》第一册，第5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23.杨利慧：《朝向神话研究的新视点》，《民族艺术》2005年第1期。 24.见塞．诺．克雷默编《世界古代神话》，魏庆征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52页。 25.《茅盾说神话》第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6.彭恒礼、杨树喆《史诗之谜与族群记忆一一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第26卷第1期。 27.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 28.彭恒礼、杨树苗《史诗之谜与族群记忆——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第26卷第1期。 2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30.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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