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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歌手、诗人黄勇刹传略
作者:杨亮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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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歌手、诗人黄勇刹传略

  黄勇刹(1929--1984)男,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人。曾用笔名泪眼、南风、新浪。父亲黄秀峰参加过1929年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赤卫队,母亲黄妹亭是著名的民间歌手,这使黄勇刹自幼受到民歌的熏陶,背诵不少壮族民歌。从幼年到青年几乎年年参加歌圩,从歌本或歌手的常和里,学到不少好歌。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唤起他对民额的潜在意识,陆续发表采风文章,后调到柳州市文联任秘书长,奉命参加《刘三姐》的采风和创作活动,是广西彩调剧团《刘三姐》创作组的执笔者之一。《刘三姐》中许多精彩的唱段就出自黄勇刹之手。1962年调广西自治区民间文学研究会任理论组组长,从事民歌研究和翻译整理工作,曾翻译壮族民间长诗《嘹歌·唱离乱》、《马骨胡之歌》、《歌王传》等,理论著作有《歌海漫记》、《采风的脚印》等。身前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

哭 勇 刹
──写在黄勇刹同志逝世15周年

杨亮才

  勇刹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在熟人圈里,谁都知道,我和勇刹是好朋友。按理他死了我应该写篇文章悼念他。可是我没有写,一个字也没有写。说实在的,我不是不想写,也不是没有话说,只是写不出来。我也曾试过几次,但一提起笔,心里就难过得很,以至不能不放下笔──我实在难以承受这巨大的感情煎熬。欲哭无泪,欲写无字,这滋味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事情已经过去整整15年了,但是我仍清楚地记得勇刹走的那天的情景。
  1984年12月27日早上,出版社的一位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勇刹死了。我说不会,昨晚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呢!这纯属谣言。可我还是放心不下,立即给京西宾馆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韦其麟。他说陆地同志正要我给你打电话呢,勇刹已经去世了,你快来吧。我脑子里像击中一棒,难道这是真的!我像疯了似的,立即跑到京西宾馆。这一切都是事实,勇刹确实死了,而且是死于心肌梗塞。我的天!我从来没有听说他有心脏病,只知道他有点胃病,因为他经常带着饼干,疼了就吃两块。他自己也常向我夸口,说他好就好在能吃能睡,身体好,没有住过医院。我说我也是。他还说有点小病不要紧,只要没有器质性的病就好。原来他是把心脏病错误地当成了胃病,结果铸成大错。如果他早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及早预防,随身带点硝酸甘油之类的药品(不带饼干),犯病时含一片,或静静躺着,不急于上医院,也许就没有这个事,但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勇刹是来开第四次作代会的。又因他是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民协理事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所以由我们四家和广西文联等单位共同组成治丧小组,具体处理善后事宜。
  1984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冯牧主持下,全体与会者为黄勇刹同志不幸逝世默哀。
  12月31日下午,有关文艺团体和勇刹在京生前好友,在复兴医院为勇刹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见他身穿蓝哔叽中山服,静静地躺在床上,似醒未醒,似说无声,然而我们已经处于两个世界了。
  我哭勇刹,哭他《歌海漫记》只写了半部,《采风的脚印》还没走完;哭他《嘹歌·唱离乱》刚唱开头,《歌王传》大作尚未收尾;我哭以后《刘三姐》对歌找谁对,“三月三”歌圩上哪里去找你*。
  我也哭蓝鸿恩,哭他在巨痛中还拿着“广西各民族文学史”审读,哭他带病还为广西民间文学事业奔波。
  我也哭莎红,哭他得了不治之症,还坚持创作,坚持下乡……
  他们几位好容易才盼来新时期,好像花儿才张开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怎么能不让人哭呢?
  我还要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端、默默无闻工作而又默默无闻地离开我的广西文友。

  我和勇刹是1962年认识的。那年他33岁,我29岁。他刚从柳州调南宁,在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任理论组长。我当时任《民间文学》编辑,去广西组稿。我到他家里拜访他,我们一见如故。正好那天他刚从乡下采风回来,满载而归,还带回不少甘蔗。他递给我一节甘蔗说:“很典(甜他读典),快吃!”一会儿,他就手舞足蹈,唱起歌来。我想这人真有意思。我的家乡也有歌唱传统,但在家里是不能唱的。广西比我家乡更开放,或说更原始。我们虽然初次见面,但都有说不完的话。从此我们便成了朋友。
  朋友贵在知心。谭嗣同对“朋友”二字有精辟的见解。他说:“在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的,就是朋友。”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和勇刹大概也是属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那种朋友。
  我和勇刹认识到他逝世这20多年中,我们频繁来往,书信不断。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我们每年几乎都要见一两次面,不是他到北京,就是我去广西。我们两个都是全国文联委员,那时文联每年都要举行若干次读书会,实际上是让大家离开繁忙的工作岗位,去休息几天,散散心。这是主持文联工作的领导同志的一番好意。事前我们两人都互通消息,然后他在广西报名,我在北京报名,争取同去一个地方。记得去庐山,去北戴河,我们都是在一起的。
  勇刹喜欢钓鱼,到哪里他都带着自制的渔具。我说庐山有什么鱼可钓?他说你不晓得,庐山有一种鱼叫石鱼,非常好吃。果然有一天他钓回来不少小鱼。我们请伙房帮忙烹了,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餐。那时庐山伙食不好,每天南瓜粉条,没有味,好容易有一顿鱼吃,也算是小小的伙食改善呢!
  勇刹钓鱼跟他写作一样,常常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在庐山钓鱼,常常不回来吃午饭,让我吃过饭后给他捎个馒头,他一边钓鱼,一边津津有味地咀嚼馒头,这就是他的生活。他告诉我,钓鱼很好,思想集中,正好构思。他说,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钓鱼时“写”出来的,我信。
  勇刹生活非常简朴,他一生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被诗歌占去了。从我认识他起,我没有见过他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不是蓝褂子,就是白衬衫。吃也很随便,一碗面条就打发了。他到北京开文代会,总觉得会上的伙食太好,油腻大,过一两天他就说,今天我们回家吃饭。于是我俩就到我家,煮一锅面条,放很多辣椒,吃得满头大汗,每次他都说我做的饭好吃。
  我到广西,他也很少让我去吃宴席,倒是经常带我去吃“老友面”。“老友面”者,酸笋肉丝汆汤下面也。为什么叫“老友面”,我不知道。勇刹常带我去,是因其名或是因面好吃,我也不得而知。但我觉得这种面确实好吃。“老友面”,并非虚语。
  有一次,我和勇刹从北戴河赶去延边开会,那次可节省了,我和他都喜欢吃老玉米,我们在北戴河花四毛钱买了四个老玉米,一路吃到延边,别的不花什么钱,他很高兴!
  他是一个工作狂,绰号“拼命三郎”。他主持广西民研会工作,又要主编广西大型文学刊物《三月三》和歌谣学会的《山歌报》,每天忙得很,可他总要抽出时间搞创作。他的许多著作,如壮族民间长诗《莫一大王》(壮文本)、《嘹歌·唱离乱》、《马骨胡之歌》,诗集《中国有个太阳城》,民歌理论著作《歌海漫记》、《采风的脚印》、《壮族民歌概论》、《歌王传》,都是他在行政工作之余挤时间写出来的。他把工作安排好之后,就常常"失踪",一个人躲在一个地方,十天半月不出来。人们就说:"黄勇刹失踪了。"对于勇刹的写作情况,蓝怀昌在《小屋的沉思》中写道:
  "1979年夏天,也是一个子夜,你在这小屋里,淌着汗珠子,修订《歌海漫记》。小桌子上放着半塑料袋的炒黄豆。写得疲倦了,写得胃隐隐作痛了,左手往塑料带里一伸,抓几粒黄豆往嘴里送,又继续写下去。我看见你了,心里酸楚楚的。你是一个壮族的著名作家,你不想喝杯牛奶吗?你不想吃点蛋糕吗?……你对生活要求很低很低。饿了嘛,抓两把玉米粉放在口盅里,用冷水搅拌,然后放在你自己生的煤炉上煮,变成米糊了,这便是中餐,便是夜餐。多少个白天和晚上,你便是这么渡过的。"
  还有一位同志告诉我:"1981年夏天,南宁出奇的热,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凉,只有我们的老黄坚持伏案写作。有一天晚上,我到他家汇报工作,得知他经常弄胃病,有时从睡梦中痛醒,工作中有时会痛得大汗淋漓,歇一会儿,又接着干了。他压根儿也不知道是心脏病。"
  大家都知道,黄勇刹是个大忙人。他成天忙,除了他协会的工作外,还要忙着创作,还要忙着给初学民间文学的同志看稿、改稿,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公家,但他乐此不疲。他把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才能集于一身。直到现在全广西民间文学工作者仍在怀念他的领导和帮助。
  勇刹性格随和,为人正派,胸怀坦荡,平易近人,他和谁都谈得来。谈得高兴时,他索性脱去鞋袜,光着脚在地上走,或者蹲在凳子上,高谈阔论。他有捷才,出口成章,大多为民歌民谣或笑话,逗得人几乎喷饭。
  他性格比较外向,有时外向到无遮无拦的程度。他敢想敢说,别人不敢说的,他有时脱口而出,这样他也得罪了一些人。他太直了。俗云:"直如弦,死道边。"因此他很难升迁。不如他的人都上去了,可他就是上不去。他心情能舒畅吗?不过听说后来是要提拔他了,让他当什么语委副主任,文件都下来了,正要向他宣布,可他已经到了天国,无法接受了。你们早干什么去了?世间就有如此怪事!
  不过勇刹性格中也有柔和的一面。他随遇而安。他不怕穿小鞋,不怕打击报复,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好好工作,做出成绩来。这很不易。
  记不得是哪一本古书里说的,君子有"三不朽":"最上为立德,其次为立言,再次为立功。"用现在的话说,立德就是做人,立言就是做学问,立功就是做事。勇刹无论从做人,到做学问,到做事,都是好样的。他是我们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好榜样。

  他只活了55岁。对于一个事业有成的人来说,这正是一个出成果的年龄。可是"好人不寿",他太短寿了。风华正茂竟作古,老泪纵横问苍穹:老天何以如此不公。
  勇刹和我是有缘的。在他逝世前两天,鬼使神差,他给我寄来一封信,写道:"生要连来死要连,我俩相交到百年,那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这是他的绝笔,也是他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品。这本是一首情歌,但他移花接木,把它用在这里,难道他有预感么?
  我不讲迷信,也不信什么天堂地狱,什么阴间。人死后就变成灰,回归自然,什么都没有了。但有些事却让人很难理解。比如勇刹去世那天,即12月27日,晚上9点钟,他突然来电话说:"我已到北京了,在民族学院,你快来吧。"我说:"时间太晚了,明天行吗?"他说:"不行,一定要今天来。"于是我去了,我俩一块在陶立璠家吃的饭。饭后快十一点了,我们赶紧返回。到了动物园,他说今天光顾说话,没有吃好,让我给他买二两粮票的饼干。我买了。然后我们分手,他奔京西宾馆,我奔弘通巷。没想到,这分手竟成了我们永别。
  又比如,他平时出差,老伴黄月清问他,去哪儿?去多久?他都不耐烦。可这一次,他特别乖巧,说他去七天,最多十天,让老伴给他准备10斤粮票。果然十天后,他的骨灰运回南宁,全家惨然。
  勇刹骨灰运回南宁时,我因工作离不开,未能护送。但勇刹骨灰安放后不久,我便因公到了南宁。蓝鸿恩到车站接我。他问我先去哪?我说先去看勇刹。我们便驱车直奔革命陵园。我在勇刹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在骨灰盒上掸了掸灰尘,然后才去住所。我不知道现在勇刹的骨灰安葬没有,如果已经入土的话应该在他的坟头植一棵树,因为他是喜欢绿色的。他常说,生命之树常青。他生前还常常喜欢用树叶来吹奏各种歌曲。如果有树,他摘取树叶就方便了。
  当晚广西舞蹈家杨保愿(侗族史诗《茫茫道时嘉》整理者)拉我到他家吃饭。席间他拿出一瓶茅台酒。他说这瓶酒本来是等勇刹回来喝的。可是他回不来了。你是勇刹的好朋友,你来了,我们就把它喝了。吃饭的一共三个人,但桌上摆了四个杯子。每喝一巡,主人都说,勇刹喝,然后把他那杯酒洒在地上,好像勇刹还活着一样。不过这只是他与他灵魂的对话。这样直至终席。我心里酸溜溜的。你说这顿饭怎么吃呀!
  不过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勇刹和当地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关系。据说勇刹骨灰回南宁那天,也没有组织,但是大家自发地到车站来迎接他的骨灰。来的人很多,把车站都挤满了。然后人们又在文联礼堂设立灵堂,用全猪全羊来举行祭奠。勇刹不是什么显赫人物,他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间文学工作者,而他死后却得到如此高的礼遇。这是很多人都不能得到的。
  勇刹,你安息吧!

  勇刹说:"工作变来变去,但我对民歌的爱好是不变的。"他还常常借用一首民歌来明志:"年三十晚换灯火,鸟换绒毛鱼换鳞,皇帝换朝官换印,我俩永世不变心。"(我俩指的是他与民歌)勇刹原来不是搞民间文学的,而是搞政法工作。他做过法官、检察官。后来发现他有文学天赋,才把他调到桂剧团来。后来又到彩调团。他真行。他到剧团后,和他人合作,创作歌剧《刘三姐》,一炮打响。但是过去人们只知道《刘三姐》,却很少有人知道黄勇刹是《刘三姐》的主要作者之一。实际上黄勇刹在创作歌剧《刘三姐》上有很大的功劳。如果要评功摆好的话,正像《沙家浜》的作者之一汪曾祺一样,他应该记头功。
  歌剧《刘三姐》的创作是成功的。《刘三姐》原是流传在广东广西一带的民间传说。1958年,《刘三姐》创作组在广西柳州地委宣传部的领导下,深入民间采访,足迹遍及半个广西,收集了两万多首民歌和大量的故事传说。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由黄勇刹、包玉堂、牛秀等分头执笔,于1959年写出了彩调剧《刘三姐》。1960年广西自治区举行全区《刘三姐》会演。会后创作组以彩调剧《刘三姐》为基础,广泛吸收各地剧团演出的长处,创作了歌剧《刘三姐》。
  歌剧《刘三姐》中最精彩的几场戏都是黄勇刹执笔写的。
  如《对歌》。地主莫怀仁强迫刘三姐成婚,刘三姐提出"摆歌台"对歌,他们赢了就嫁给他。莫怀仁请来了三个秀才和刘三姐对歌。刘三姐知道莫请的是陶、李、罗三个秀才时,便脱口讽刺唱道:"姓陶不见桃结果,姓李不见李开花,姓罗不见锣鼓响,三个蠢材哪里来。"
  陶秀才:牛角不长不过界,马尾不长不扫街,我若不是画眉鸟,怎敢飞往这里来。
  刘三姐:你是山中画眉鸟,我是游山打猎人,利剑扣在弓弦上,叫你有翅难飞行。
  李秀才:没有肚才我不来,千里乘船上歌台,腹内藏书千万卷,叫你呜呼又哀哉!
  刘三姐:死读诗书也白费,你会腾云我会飞,黄蜂歇在乌龟背,你敢伸头我敢锥。
  罗秀才:你莫恶来你莫恶,你歌哪有我歌多,不信你到船上看,船头船尾都是歌。
  刘三姐:不懂唱歌你莫来,看你也是无肚才,唱歌从来心中出,哪有船装水运来。
  陶秀才:你莫狂来你莫狂,孔子面前卖文章,麻雀怎与凤凰比,种田哪比读书郎?
  刘三姐:真好笑,关公面前耍大刀。我若不把五谷种,要你饿得硬条条。
  ……
  这样一直唱下去,使得三个秀才狼狈不堪,丑态百出,最后逃之夭夭。
  刘三姐胜了。歌剧《刘三姐》通过刘三姐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歌词太美了,民歌味太浓了,"浓得化不开"。这与时下流行的某些歌词,简直无法相比。这样的歌词谁写得出!我过去也读过一些仿民歌体的诗,但都没有勇刹写得像,写得传神。这使我想起了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诗:"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勇刹的仿民歌体诗写得太好了,简直是刘禹锡再世。
  勇刹能写出这样的诗,绝不是偶然的。是他深入生活,勤奋地向民歌学习,向民间歌手学习的结果。
  勇刹出生于广西田阳农村,那里是有名的民歌之乡。那地方很穷,但是人们都喜欢唱山歌。勇刹自幼就受民歌的熏陶。他的父亲是老赤卫队员,母亲是民歌手。"因此他的血液里流淌着父亲那坚强的性格,而心灵里则埋藏下母亲给他的情怀。他的眼睛里藏不得半点灰尘,他对人民充满了无限的爱。"(蓝鸿恩语)
  民歌是人民的心声。黄勇刹说:"民歌起源于劳动。假如没有划船的劳动,就没有"你拿竹篙我拿桨,随你撑到哪条河"的民歌;假如没有打鱼打柴的劳动,就没有"打鱼不得不收网,打柴不断不收刀";假如没有打猎的劳动,就没有"因为想喝虎骨酒,敢把老虎当作猫"的民歌;假如没有犁田耙地的劳动,就没有"犁嘴犁出千条路,耙齿耙出万朵花"的民歌;假如没有木匠的劳动,就没有"打铁不怕火星冒,革命不怕杀人刀"的民歌;假如没有编织的劳动,就没有"砍竹织帽又织罗,织罗装谷又装歌"的民歌。"他还常说:"是谁绣出花世界,劳动人民手一双。"可见勇刹对劳动人民是充满感情的。
  贾芝同志说:"他(指勇刹)去采风有两重身份:其一,他是一个诗人,着眼于为发展诗歌创作而采风;其二,他是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为献身于民间文学事业而努力采壮族之风。"是这样的。民歌与诗风是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勇刹既爱民歌,也爱新诗。他曾说:"我是不薄新诗爱民歌和不薄民歌爱新诗的。"勇刹非常重视采风,他一年下去好几次,特别每年"三月三"歌圩上,必然要出现他的身影。水有源树有根。勇刹的根就在人民群众之中。人们称黄勇刹是歌圩之子。像这样虚心向群众学习,向民歌手学习的人,在民间文学工作者中,黄勇刹走后,恐怕就没有人了。
  最后请让我用勇刹的《我与民间文学》一文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文章。他说:"对民间文学家来说,采风是终生要坚持的重要课程。其课程可远至天涯海角、边关古寨,也可以近在街头巷尾、院内院外。凡是人民的家乡,都是采风的课堂。……假如要我说一句感受性的话嘛,我只能说,全靠几十年如一日的采风。采风似乎使我变成了民歌资料的仓库;采风使我感受到每一首民歌的真正分量;采风使我似乎能把民间文学的课本读懂能用;采风使我的研究领域得到不断开拓和扩大;采风使我的朋友遍天下……"
  勇刹走了,他留下的,是那一行行采风的脚印,那一页页珍贵的采风经验,也留下那一首首欢歌和悲歌。
  勇刹走了,不少人跟着走了,他们都是走得那么急,那么早,他们留给我们的是长久的思考……

  注:《歌海漫记》、《采风的脚印》、《嘹歌·唱离乱》、《歌王转》、《刘三姐》均为黄勇刹先生的代表作。

文章录入:红棉树    责任编辑:红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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