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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民族语言问题·兼谈壮文创作对于壮语发展的意义 | |||
作者：艾克拜尔… 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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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艾克拜尔·米吉提 一个民族的语言，是由这个民族的文学发展促使它定形和趋于成熟的。或者说，一个民族的语方，是在本民族文学发展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其规范化过程的。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学传统的民族。单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壮族人口在世界民族之林占第六十位。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壮族文学基本上一直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媒介而存在的。这就对于壮族语言的规范发展和壮语言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特殊障碍。显然，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本民族文字这一根本原因所致。 当然，南宋（1127—1279）年间壮族人民也曾在汉字基础上创制过“土俗字”，但其使用范围不广，也无统一规范，从而使这种文字没能延续下来。新中国建立以后，1955年经国务院批准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这无疑是壮族历史上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然而三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壮文普及与实施情况究竟如何，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可喜的是，粉碎“四人帮”后，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使壮文获得了新生。壮文真正开始进入壮族人民的生活。壮文创作的作品首次在全国获奖（注，在第二届<1981—1984>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壮族作家韦以强、苏长仙用壮文创作的散文《卜万斤》曾获二等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标志。而1986年创刊的壮文文学刊物《三月三》，则是在壮文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要使年轻的壮文在壮族人民群众中彻底扎下根来，与古老的壮族文化联成血肉一体，形成一个统一规范而又严密的壮语体系，文学理应担负起她不容推委的重任来。这一点，已被人类文明发展史所一再证明。 现今风靡世界的英语，当初也不过只存在于西北欧沿海一带“一小部分历史无可考查的野蛮部落”中的原始形态语言，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公元449年入侵不列颠岛时，把它带到当今英国这片土地上来的。几百年后，入侵的维金人带来了北欧语言。尤其是1066年征服不列颠的诺尔曼人带来了法语，以及基督教带来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与原始英语相融合，终于形成了大杂烩式的现今英语，而这种语言只有到了乔叟（1343—1400）和萨克斯顿两位文豪笔下才成为文学语言，再经过莎士比亚（1564—1616）丰富起来。也只有到了这时，英语才确立了自己的语言规范。这便是文学对于一个民族语言的功能所在。 同样，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俄国科学之父”、“文学上的彼得大帝”罗蒙诺索夫（1711—1765），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际，为克服当时俄语的混杂现象，创造统一的语言规范打下了基础。继他之后，伟大的诗人普希金（1799—1837），用他浩瀚的作品丰富和发展了俄罗斯的文学语言，确立了俄罗斯语言规范。屠格涅夫就曾说过：“毫无疑问，他（普希金）创立了我们诗的语言和我们文学的语言。”迄今为止，苏联出版的俄语词典，就是以普希金作品语言为标准来列词条的。 而获得197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美国犹太人作家辛格（1904—），其主要获奖原因之一，便是他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拯救了濒临绝境的希伯来语，使它得以重见天日。这是文学对于民族语言的又一特殊功能。 但是，对于壮文创作的发展前景，人们可能还会有另一层疑虑——壮语现有词汇是否足以支撑起这座行将建立的壮文创作的文学大厦。诚然，据统计资料表明，在壮语日常用语中新老借词出现率约达词汇总数的20—30％，在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内容的用语中，借词（主要是汉语借词，而其中有些汇亦是汉语中的外来语——笔者注）可达50—60％，但这一切并不能说明壮文创作便没有前景可言，也无从发展了。 倘若我们稍做一下横向比较，便可以发现一些极为有趣的现象。仍以英语为例，这个通行于世界的伟大语言，迄今为止还通用的古英语词汇不足五千。然而它却兼收并蓄，从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意大利语、德语、希伯来语、荷兰语、西班牙语、俄语、土耳其语、印第安语、印地语中吸收了大量的词汇，乃至受到汉语、日语、匈牙利语、诺尔盖语、吉普赛语和澳大利亚土语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浩浩淼淼的英语词汇的海洋，成为世界上词汇最丰富的语言之一。尤其法语对英语的影响很大，有几千个新词随着诺曼底人的入侵一同带进了英语世界，这些词汇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法律、文学、艺术、医学以及其他许多领域。在我国早已家喻户晓的沙发（sofa）、咖啡(coffee)，便是由阿拉伯语传入英语，再由英语媒介传向遥远的东方的；在，而巧克力（chocolate）、西红柿（tomato）、马铃薯（potato）、奎宁（quinine）等，则是由印第安语传入英语世界的。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至于罗曼绪每种语言都从非罗曼语中借来大量的词。例如法语从日身曼绪语言和塞尔特绪语言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从阿拉伯语中，罗马尼亚语从斯拉夫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和土耳其语中，均借来大量的词。而目前日语词典10％的条目、日常用语中3％的汇都是外来语。至于汉语也受到日语、梵语、印欧语系各种语言，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福容编篡的一本《汉语外来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便收进一万多条外来语词目。正如该词典编纂刘正埮的序言中所说：“如果我们在处理印欧语来源的汉语外来词时，就象见到红桃、黑桃、方块、梅花等纸牌杂阵桌上（容易辨清），我们在处理日语来源的汉语外来词时就有杯中糖茶交融之感了（难以分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词汇“革命”、“干部”、“哲学”等，便是源自日语的汉语外来语汇，而在日语中，这些词汇又源自印欧语系。 更为有趣的是，希伯来语口语大约在公元前二百五十年消失，在十九世纪，又作为一种现代语言重新诞生。这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一个叫作埃利泽·本·邦胡达的人所作的努力，他一生都致力于希伯来语的再生，而且，他通过引进数千个词汇的办法使该语言适应现代需要。如今，希伯来语已成为以色列国语，大约三百万人在讲这种语言。并且，如前所述，已经产生辛格这样用希伯来语创作荣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由此可见，外来借词过多，并不应当成为壮文作文学能否发展的怀疑理由，而是当大胆引进世界上一切民族的词汇——只要对于丰富的和发展壮语有促进作用，就要毫不迟疑地拿来为我所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借词便会在壮语这块土壤里扎下根来，被壮文化慢慢消融。在当今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一个民族的语言保持着绝对纯洁。越是发达的民族，其语言的融汇力便越大。比如法语曾对英语产生过极大影响，可现今的法语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英语词汇，以致出现了一种叫做法英语（franglais）的混合语，也就是法语和英语的混合体。这当然会使主张语言纯洁化的人感到十分沮丧，然而时代便是如此。 对于壮文创作发展前景的第三点疑虑，便是壮语本身目前还处于南北方言阶段，尚且南北方言之下还有十几种土语，究竟以哪一种方言确立壮文文学的基础，这当然不能不说是一个难题，然而这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好在目前书面使用的壮语，就是以北部方言为基础的，关键在于只要用壮文创作的作家们树立信心坚持下去，终会获得成功的。 事实上，许多民族的现今标准语言，就是在当初的某一种方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上古英语也是分为四种方言的，在十世纪左右，曾经一度以西撒克逊方言成为全英官方语言，然而，真正作为标准英语，是在十四世纪末以伦敦方言（东—中部方言）的出现为标志。乔叟的不朽名著《坎特伯霍故事集》正是用伦敦方言创作的。 法语也出现过几种方言，但是巴黎在十二世纪成为法国首都之后，巴黎语便压倒了其他方言。 被许多人推崇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的意大利语，作为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媒介，曾经西欧其他语言起过深刻的影响，但意大利语的标准书面语基本上是通过但丁的《神曲》和皮特拉克以及薄伽丘的作品，在十四世纪才得以确立的，而这些杰出的作家主要是用托斯堪尼（特别是佛罗伦萨）方言进行创作的。在此之前，意大利语还处于“乡土俗语”阶段，它的交流方式主要靠口语和亲身传授，它的书写形式尚没有形成文法规范和正统规格。 而我国主体民族语言汉语也是如此，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所有文学作品基本上在北京方言基础上产生，从而形成了现今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通行全国。当然在此之前也有人尝试过用其他方言进行创作，例如清末江苏松（今属上海市）人韩邦庆所作《海上花列传》，就是运用吴语言写出来的，然而历史证明，这种努力成效不大。 毋须置疑，只要壮族作家作出不懈的努力，壮文创作文学不但能够以崭新的面目出现，而且定会与壮族人民群众的生活融为一体，从而对进一步统一壮语规范，促进壮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历史的贡献。 当然，纵观人类语言史，有许多语言已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无声无息地消亡，还有一些语言也正在走向消亡。一部分人为拯救这些行将消亡的语言做出了种种努力，其中包括文学方面的努力。例如曾经一度在法国南部有过自己极盛时期的普罗斯语，现在面临消亡。尽管管十九世纪，著名诗人弗雷德思克·米斯特拉尔曾发起一个运动，旨在恢复普罗旺斯语并使其规范化。为了给该语言制定出新的书面标准，他甚至编制了一部规模巨大的两卷本普罗旺斯语词曲，自己奉献出一本史诗集，他同时获得1904年诺贝尔奖。但是尽管如此，这个运动最后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在许多人看来，普罗旺斯语是注定要消亡的。同时通行于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半岛的布列塔尼语，在法国由于没有官方地位，甚至不让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学校里使用，因此很能谈得上这种欧洲大陆上通行的唯一的塞尔特语前景如何了（有几种塞尔特语——科尼仁语、曼克斯语等已相继消亡）。 然而在今天的我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以宪法承认每一种民族语言都有它平等的地位。党和政府鼓励发展各民族文化，每年拨出大量资金建用于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筹办民族文字出版的报刊和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大量民族文字报刊，建立各级民族语广播电台（站）和电视台、电影译制厂等。对于一些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相继创制了民族文字。在有条件的民族自治区域内，民族文字和汉字在党和政府机关以及法律诉讼中同时并用。所有这一切，对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各民族语言文化，以尽量缩小、及至最终根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上的不平等现象，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先决条件，和适宜的发展氛围，在这样融洽的环境里，就连被公认为早已消亡的满族语言文字，最近也以文学的形式得以重见天日——《满族文学》1987年6、7两期连续推出了由乌拉熙春翻译的两首汉译满文诗。这虽然仅仅是两首小诗，然而却是一个民族的新的里程碑。而壮语是有悠久传统和广泛群众基础的语言，并且壮文创作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绩。据统计，几年来已经发表和出版的长诗、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各类壮文当代文学作品近三百篇部。毫无疑问，壮文文学前程灿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作家和文学理应担负起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有有志于从事壮文创作的壮族作家，应当携起手来共同奋斗，为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与此同时，壮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势必将给壮族文学带来新的繁荣。那些土生土长的壮族作家，再也不会“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汉语词汇的欠缺、思维的差异，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写出的作品也是文与愿违（注：见《广西文学》1987、6期，第70页，《正新兴的壮语当代文学》一文）”，以致出现那种“心有余力而力不足的遗憾（注：见《广西文学》1987、6期，第70页，《正新兴的壮语当代文学》一文）”来。我很欣赏韦以强、李从式二位同志的这一段话：“壮语是一种优美、生动、词汇丰富、韵味色彩浓重，表现能力很强的语言。所以，只有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去作，才能写出自己的水平。”我祝愿兄弟的壮族作家早日创作出能够雄居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壮文文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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