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序

本站特别顾问梁庭望

在近年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诸多突破里，《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最为引人瞩目。这本集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宗教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知识融会而成的著作，是多位专家学者心血的结晶。本书提出了骆越国的都城和京畿应在大明山的西南麓，这不仅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骆越国政治中心问题，而且也为解决骆越的性质、骆越与西瓯的关系等问题画上了比较完满的句号。

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著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路即骆，此说中的。《逸周书》亦称《周书》，乃先秦古籍，多数篇章出于战国，其中所记商周之事，必有所本。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越骆，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山）谷或越鸟，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尉佗传》对骆越记载稍详：“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贿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对这段话，《集解》案：“《汉书音义》曰：‘骆，越也。’”又同书载，孝文帝元年（前179年）遣陆贾赴南越，“陆贾至，南越王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又《汉书》卷九五《南越王传》载：“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贿遗闽粤、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这些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西瓯与骆越是南越国西边两个并存的邦国，并非如梁朝顾野王在《舆地志》中所说的“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也并非唐代颜师古在对《汉书》卷九五《南越王传》所作的注释中说的“西瓯即骆越也”，还是《史记》说得准确：“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嚣。遭汉初定，列为诸侯。隆虑湿疫，佗得以益骄。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汉兵临境，婴齐入朝。”两个邦国，才能相攻，这是司马迁在叙述南越国政事及其与瓯骆关系后所做的评论，一言中的。从考古上看，西瓯与骆越的文化是有不同特质的。宋蜀华在《百越》中指出：“骆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比较普遍。……新石器时代中期如桂西南大新县歌寿岩遗址和龙州团结村遗址，出土器物以磨制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錛为代表的器形，出现轮制陶器，以绳纹夹砂陶为主。这与桂北、桂东、桂东北遗址以印纹陶为代表的器物已有明显的差异。”“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桂南、桂西、桂西南骆越地区文化遗址和桂北、桂东、桂东北同期遗址文化特点的差异更加明显。这个时期遗址的范围大，出土物很丰富，代表器形是大石铲。……这一器物为桂北、桂东北、桂东地区所不见。”郑超雄在《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中也指出，从平乐西瓯墓葬和元龙坡骆越墓葬的对比上看，前者为“长方窄坑、长方宽坑、长方宽坑带墓道三种类型。长方窄坑共74座，占总墓数的67·3%，一般长2—3·5，宽0271·2米，其中8座有二层台。”而马头墓葬虽然也狭长形，但“在清理的86座墓葬中没有一座墓穴的宽度超过1米，绝大多数在60—70厘米之间”。如西坡顶的M130号墓，长250厘米，却只宽60厘米。从随葬品上看，平乐墓葬铜器、陶器都盛行鼎等三足器；骆越墓葬盛行圜底器，三足器踪迹全无。作者指出：“这说明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与武鸣马头安等秧墓的族属支系是不同的。联系文献中关于古西瓯、古骆越人的地域记载，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葬应是西瓯人的墓葬，很可能是西瓯方国的政治中心之一，武鸣马头墓葬则是骆越人的墓葬，是骆越方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该书出版时尚未对大明山麓骆越都城进行考察，后来的事实证明言中了。其二，骆越并非部落或部落联盟，而是“黄屋、左纛、称制”，是正式的地方国家政权，“称制”即建国，且“与中国侔”，侔即相等，也就是其政权结构皆仿中央王朝，与之并齐。故赵佗给孝文帝的信里说“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称为国，他对自己境内的两个邦国的并存及其性质很清楚，不会弄错，而且是权威的。考古也证明骆越是国家而不是部落或部落联盟，和西瓯方国以铜尊、铜鼎为权力象征不同，骆越国则以铜鼓作为权柄的标志。铜鼓有五种功能，这就是祭祀礼器、歌舞乐器、疆场战鼓、财富标志、权力重器，其中作为权柄标志的权力重器是最主要的功能，犹如中原的大鼎。其他功能是围绕权力重器而存在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在祈求权力永固；戎在捍卫权力。诚如《隋书·地理志》所云：“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又说“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此俗源于骆越人，传播到南方各族中，延至明代，《明史·刘显传》载：“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考骆越国时代产生的铜鼓，大都产生于骆越分布地区。如产生于春秋初期的万家坝型铜鼓，为濮越人和骆越人所造，故其分布西达云南楚雄（发掘地点名为那播，壮语读Nazmboq，意思是泉水田），中部在文山，东部达广西田东。文山和田东为骆越国故地。石寨山形鼓也是濮人和骆越人所造，其分布西达云南晋宁、江川，中部在文山州的广南、麻栗坡和广西的西林、田林等县，东部达到今贵港市，都是骆越国辖境。冷水冲型铜鼓最先为骆越人所造，其后裔僚人继之，其分布的东端为广西平南、桂平、藤县，中部沿黔江两岸，经过横县、贵港、上林、武鸣、邕宁，往西达到田东、西林，也是骆越所居或骆越与西瓯交错地带。从西汉到唐代是北流型、灵山型铜鼓繁荣期，它们是俚人心血的结晶，而俚人是瓯骆人的后裔。不过此两类铜鼓的分布都没有超过浔江北岸，说明铸造者主要是骆越人的后裔，他们谨守祖先的业绩。总之，铜鼓是骆越国的重器，是政权的象征，在权力标志中非同小可。骆越国辖区出土的牙璋，是骆越为方国的又一证明。出土牙璋的地方有武鸣、龙州、那坡等县。武鸣出土牙璋的地方是骆越国都城附近的岜马山，该山所在的覃内村，隶属于陆斡镇。此遗址上限当在商代或周初，正是骆越国建国初期。陆斡壮语念Luegviet，正是骆越的本音壮语音，陆斡乃汉语又一音译。《大明山的记忆》认为，综合各方面考察材料，骆越国都城在陆斡镇一带是可能的，详情容后阐明。在中国古代，牙璋之所以成为王权的标志，源于君王祭天之俗。《周礼》载明古代部落首领乃至方国君王，都有抱璋祭祀天神山神之俗，《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赤璋礼南方。”郑超雄在《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中正确指出：“牙璋既是祭祀礼器，那么掌握祭祀权的当然是方国之君。在这里牙璋既是礼神之器，又是象征最高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物，学术界多用‘垄断性之物’相称。”铜鼓和牙璋都是方国高度文明的产物，是国家权力的表征，它们的存在证明骆越是国家而不是部落联盟。

骆越性质既明，那么，它的辖境何在？《唐书·地理志》邕州宣化县条载其县北有驩水，本为牂牁河，即是骆越水，当为骆越分布地区。这里的骆越水当指邕江及其上游。明代区大任的《百越先贤志》说：“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地也。”据此可知，骆越活动的中心地区主要在邕江、左右江流域，辖境西北到达黔西南（属汉牂牁郡一部分），南面达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在北面及东北，在红水河、黔江、贵县、玉林、陆川、博白到广东西南、海南岛，是骆越与西瓯及南越的交错地带。《广州志》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赵佗攻破安阳王，令二主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瓯骆也。”这段话表明，骆越国的南境达到越南的九真。《后汉书·任延传》也记载，任延作太守时，九真也有骆越之民。这说明，骆越国辖境甚广。

骆越国的中心地带在何处？上面《广州志》的话里透露了一些信息，安阳王所治封溪，显然只是骆越国南部的小部分，安阳王所讨的骆越侯骆越将，也只是县令一级。关于这位王子的真实身份，蓝鸿恩在《广西民间文学散论》中认为，蜀王子乃竹王子之误，壮人念蜀竹均为蜀音，故汉族人记载误竹为蜀，竹王子泮当为夜郎竹王子。泮是经过骆越境到达骆越国南部封溪的，他不敢在红水河之南邕江和左右江一带停留，说明红水河之南的邕江和左右江一带是骆越国的中心地带，政权强大，竹王子当是夜郎王子中争袭之落败者，力量有限，其微薄之力不足以撼动，仅借道左右江匆匆南去而已。

在骆越国的诸多研究领域里，最难的是其都城及京畿的方位，历来几乎无人敢于问津。正是在这个难题的破解上，《大明山的记忆》给了人们一个惊喜，也是近年壮族史研究的亮点。《大明山的记忆》的作者包括考古学、文化学、历史学、文艺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路专家，经过多次的田野调查，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一致认为，骆越国的国都和京畿当在大明山西南麓今武鸣县境的陆斡一带，其方位不出陆斡、两江、马头一线。

其一，从考古上看，武鸣马头元龙坡和安等秧春秋战国古墓群是方国都城级墓群。元龙坡在大明山西南麓马头镇附近，离马头镇仅半公里，呈T字形；距此约300米为土坡安等秧，其上有战国墓葬，距大明山仅3公里。两处墓葬700多座，是迄今广西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密集的古墓群。1985年底到1986年上半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武鸣文物管理所对之发掘，元龙坡出土了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1000多件；安等秧出土205件，采集11件。玉器量大，仅薄玉片就多达20000多件。经测定，元龙坡墓葬最早为2960土85年（树轮教正为3110土80年），最晚距今2530土100年（树轮教正为2580土102年）；安等秧墓群为战国墓葬，其器物止于先秦。这两处年代衔接的墓群，具有相当高的方国文明，表现为可制造牛首提梁卣等精美的青铜器（以出土坩埚为证）；有大量的只有国家政权才拥有的青铜和铁质兵器；有造型独特的陶器；出现早期的刻画文字；有大量贵族才能使用的玉器。民间盛传在发掘之前，有人盗走了金皇冠，但至今下落不明。两处墓葬在骆越国境内，当为骆越墓群，而且是骆越国境内唯一的大墓群。世界各国寻找古代都城有多种途径和方法，其中最常用的是依靠古墓群来判定都城的方位。凡有古墓群的地方，其附近必定有大都市；反过来说，凡大都市，其附近必定有古墓群。河南安阳殷圩是个典范，商代第十代王盘庚从山东曲阜迁都于此，273年历八世十二王。殷圩以洹河（又称安阳河）为界，南岸以王宫为中心，街市纵横，城郊便有贵族和平民墓群。北岸以商王墓为中心，有贵族墓群和数以千计的杀奴祭祀坑。夏商唯一能定的都城殷圩，便是依靠墓群发现的。多朝古都西安，周围渭河原野上帝王、后妃、王族、名臣、骁将之陵寝群，比比皆是。位于乾县梁山的乾陵，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周围有永泰公主陵、懿德太子陵、章怀太子陵以及其他王族贵族墓葬，形成了一处墓群。古都北京，明清两朝留下了规模宏大的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北京西郊，王亲国戚、名臣骁将和历世太监的坟茔环布。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根据这一规律，可以推断马头墓葬群附近一定有一个大都市。那么，这个大都市是骆越国的重镇还是都城呢？从墓的形制看，大多为竖穴墓，有的墓底还垫有大石块；还有部分竖穴二层台墓和竖穴带侧室墓，从出土的工艺很高的牛首提梁卣和大量细小扁薄的玦、环等玉器看，这是规格很高的王族墓群。结合离此地不远的岜马山出土的王权的象征玉璋和武鸣出土的早期铜鼓，这些他人不能拥有的王级遗物和权柄的重器，故应当是骆越方国的都城而不是重镇。

其二，从语言和文献记载上看，陆斡壮语念Luegviet，正是骆越的本音壮语音，陆斡乃汉语又一音译。Luegviet意为越人山谷，与文献记载及越史名家的结论相吻合。司马光《资治通鉴》引《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侯。”宋蜀华在《百越》中认为：“骆越后裔的壮族称山麓、岭脚之间为‘六’（Lok），‘六’与‘骆’音近。故‘骆田’就是‘六田’，即山麓、岭脚间的田。……古人就是把垦食骆田的越人称为骆越。”骆越直译为山谷越人，陆斡直译也是山谷越人，都是Luegviet音，故陆斡即骆越。《大明山的记忆》据此认为，骆越国都城可能在陆斡一带。这是迄今唯一发现的骆越地名，而且决不是偶然的。中国古代地名有延续使用的习俗，许多地名都使用一两千年而不改变。邯郸、西安、洛阳、燕蓟……都自先秦使用至今。壮族地区也不例外，岭南遍布壮语那六弄洞地名，不少地方居民族籍已经改变，但地名依旧。陆斡在古骆越国境中心地带，自古沿用至今，尚未发现以骆越命名的第二个地名。也许人们会问，凡古老城镇，多石城汤池，因而在考古上一般都留有城基的遗迹，而陆斡、两江、马头一带没有，如何解释？一般而言，古代城市多石城汤池，并有石质或夯土城基，尤其北方干燥寒冷，不仅有城基，有的还要深入地下，以便保温。但南方炎热多雨，野兽虫蛇繁衍横行，为防潮、防暑、防蛇、防虫、防兽，壮人俗居干栏，其柱垫以石础防腐，村落围以荆棘栅栏。在汉族人入岭南之前，西瓯、骆越的都城和城镇，当是干栏式宫室，围以木栅或荆棘为墙。直到明代，有的城池依然如此。如《广南府志·城池》载：“广南府城在平关坡上。旧有城，久废。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建排栅，周四里，西南设二门。”到雍正十年（1732年）才改筑砖城。至今广南土司衙门尚存的议事厅，就是干栏式的木结构。忻城土司衙门为汉族宫廷建筑与壮族干栏的有机融合，其衙署花廊、花厅、闺房的柱子，皆垫以础。又明杨芳《殿粤要纂·思恩军民府图说》：“思恩始治寨城。”顾名思义，此城曾经以寨围城，寨即防守用的栅栏。干栏式宫室、栅栏围墙、荆棘围墙，一旦失火于兵燹，或腐败坍塌，便痕迹难存。故对骆越国都城城址的考察，不能以此为据，须综合各方面另外寻找切入口。这个切入口果然找到了，这就是古墓群和地名。

其三，从地势和自然环境上看，大明山西南适合建立都城。中国传统的习俗，王城皆座北朝南，这当然是中国的地势和气候决定的。大明山的西南麓马头、两江、陆斡一带，背靠的是绵延150 多公里的大明山，面对的是山峦不高，土坡不陡的武鸣盆地，从大明山流下的三十多条河流，水势不大而常流，带着山上的腐殖质，滋润着武鸣盆地，旱涝保收。由于大明山是天然的氧巴，湿润多雨，夏季气候才21⁰C，比南宁低7·2度之多，对山下起到了调节的作用，使这一带气候宜人。武鸣北部、东部、南部为马蹄形的高丘陵和山地环绕，中间是低丘陵、岗地、平原相间的盆地，总面积3366平方公里，但山地仅占6·7%，土地相对平旷肥美，物产丰饶，是桂中南比较富庶的地方。翻过安等秧，不远就是宾阳盆地，也是一马平川，夏日稻浪如海，秋天金谷如云。高峰之外便是南宁盆地，238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缓坡稀疏，阡陌连亘，河汊纵横，也是一块不可多得的沃野。往东的郁江两岸，往西的350平方公里右江平原，都是广西最重要的农业区域。这些地区都可以通过郁江、左右江源源地为骆越国都城及京畿补给。

这一带交通比较便利，旧时的安等秧，是一个不高的丘陵山口，形如马鞍，历史上曾经是个繁华的圩场，从宾阳方向来的客商，在这里进行交易。因为这里买卖稻草，所以叫做“安等秧”，安即马鞍，等即等待，秧即壮语稻草音译，壮话叫Andengjyang，意思是等候买卖稻草的马鞍形山口。后来才移到现在的马头镇。武鸣主要河流是右江支流武鸣河，武鸣河主要一级支流一为流经马头镇不远的香山河，多条支流流经马头、陆斡、罗波和小陆等存镇，其中流经马头镇的二级支流马头河，从前一定水量不小，有一个颇有名气的码头，马头镇便是因之而得名的。另一条主要一级支流是两江河。这两条一级支流都源于大明山，当然都在骆越都城境。古代还有古骆越水支流，虽然现在只剩下一条颇为宽阔的白沙干河道，但古代也和香山河、两江河一样，是大明山西南侧通往左右江、邕江、郁江的重要通道。陆路东可经宾阳到达郁江两岸各县，南可越过高峰到达邕城，北可经府城、杨圩到达红水河，西可经锣圩到达右江。

但最有意义的还是军事上的攻防之便，这对古代城池生死攸关，是必须考虑的。以大明山西南麓为都城，实在是绝妙的主张。都城背靠的大明山，既是东北面天然的屏障，又可藏兵数十万，历来为屯兵之地，易守难攻，大小天坪有许多点兵传说，不会是空穴来风。围绕着马头、罗波、陆斡、两江一带，有构成防卫系统的城寨和关隘。据新编的《武鸣县志》，明清时期，武鸣有镆铘寨、博涩寨、西舍寨、高井寨、横山寨五寨，就有两寨即镆铘寨、博涩寨在马头乡，镆铘寨在马头乡东南的敬三村，明洪武元年（1368年）设巡检司，设巡检一员，万历十三年（1585年）的防守弓兵达到113名。博涩寨在马头乡文村，明正统中（1436——1449年）设巡检司，万历十三年驻防的弓兵56名，直到清雍正四年（1726年）才裁掉。武鸣有十五个隘口，只有高峰隘和剑脊隘在县南县西，其他十三个隘口都排列在大明山西南侧的两江到马头一线，绕成半弧形。高峰隘是高峰山脉中部的隘口，分大小隘，大隘口在南，海拔236米；小隘口在北，两隘相距仅4公里。隘西有487、382、377三高地，东侧有443·6、373、342、296四个高地，是近年新辟公路之前去南宁的唯一通道，易守难攻，向来为用兵之地。明设高峰堡，派有兵丁把守，为扼守武鸣的咽喉。渌良隘在大明山主脉南端的罗波乡坛李村，两边高山夹峙，中间为无名高地，为扼守武鸣至宾阳的咽喉，是历代兵家常争之地。甘峒隘在甘圩乡香炉岭，葛圩隘在太平乡葛阳村马曼岭西侧，渌桥隘、宗马隘在太平乡林圩东，四隘互相呼应，防卫宾阳、邕宁昆仑关方向，宋元明均有重兵把守。渌潭隘、渌淇隘、渌黎隘、渌昌隘、渌赵隘五隘皆在马头乡境，防卫东南方向。石磨隘在两江东北方向，在今大明山林场天平分场。在小陆与大明山主峰之间的通道，则有渌林隘和渌驮隘可以扼守。从这个防卫系统可以看出，在古代骆越国都城及京畿的东南、正南、西北方向，有三道屏障，近的一道是上面所列的十三隘口，第二道是高峰隘，第三道是郁江、邕江和左右江，防卫甚为严密。这些防卫的部署虽然是在宋元明清，但一定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北部及西部为桂西崇山峻领，向少兵事。明代所设的23堡，也都与隘口紧密相关。总之，武鸣盆地像是一块近于方形的天然城池，四周围以山峦，中间一马平川。在此围城，安全系数他处莫能望其项背。难怪陆荣廷主桂十年，就是不到南宁或桂林坐班，宁把地盘安在宁武，稳坐钓鱼台。就是梁启超这样的名人要来拜访，也得翻过高峰坳跋涉到宁武来。从这里可以看出，骆越国把都城设在大明山西南麓，是合乎都城条件的。当然，安全不是绝对的，否则骆越国就不会有国殇日，武鸣也不会遭到东军蹂躏，地理条件不是绝对的。

其四，民间传说的启示。大明山一带是龙母文化的原生态发源地，《大明山揭秘》中业已做了充分的论证。龙母传说中的特掘（Daeggud）是骆越国的灵魂和族徽，它最初是一条短尾蛇。流传于武鸣的壮族民歌《诃特吉扫‘莫’》中唱道：“从前我山村，有个寡妇人；脚跛像歪缺，谁看都可怜。”“逢圩必赶场，拼命卖山笋；簸箩担在肩，苦水往肚吞。”“散圩归家晚，小蛇现河边；摇尾跟着走，慢捡放篮间。”“回家放缸内，当贵子心诚；喂虫餐又餐，蛇母别有情。”“养我好几年，小蛇变大蟒；缸小放不下，细尾常外放。”在这些诗句里，特掘分明是蛇，不管是小蛇抑或大蟒，反正都是蛇。后因寡妇盖缸盖不小心，把它的尾巴夹断了，遂成特掘——短尾蛇：“我尾忽断后，安我特吉名；一餐吃几桶，母亲心更沉。”“妈说我肚大，家穷养不成；把我放大河，生别泪沾巾。”后来寡妇弃世，特掘来送丧，要造棺材“找板没有板，我痛苦失声；竹席卷母尸，我为母守灵。”“穷家没锣鼓，孤儿心如焚；寡母去阴间，儿多凄凉情。”这时蛇的身份发生了质变，变成了龙：“思来又想去，变龙好殓亲；满天黑云滚，龙卷风阵阵。乌云层压层，雨大雷声隆；忽响大霹雳，背妈上苍空。大葬明山顶，猛雨即泪泠；长雷做锣鼓，河水是孝巾。”流传在上林、马山的民间长诗，情节相类。由蛇变龙意味着什么呢？龙是汉族的神物，先看龙是什么。闻一多在《神话与诗·龙凤》中说：“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与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我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这便是以蛇为主体的龙早期的真实身份。但到了封建时代，龙凤便被帝皇和后妃所垄断，成为皇帝和皇后的象征，这时的“龙凤只是‘帝德’与‘天威’的标记”。《易·乾》云：“飞龙在天。”指的就是皇帝登基。贯休的《寿春节进》也说：“圣运关天纪，龙飞古帝基。”龙被皇帝所垄断，他坐的办公椅子叫龙椅，办公桌叫龙案，衣服称龙袍，脸面称龙颜，子孙称龙种。皇帝高兴了叫“龙颜大悦”，生气了叫“龙颜大怒”。很明显，壮族祖先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当骆越由部落联盟升格为骆越国时，其蛇图腾也随之升格为龙。这从侧面揭示了特掘传说演变为龙母文化的隐秘，大明山下的骆越部落联盟已经发生了质变，成为阶级社会的方国了。蛇是骆越部落的图腾，而龙则是骆越方国的国徽。从秦始皇招龙母进京的传说来看，这一升格的时间当在先秦，这与骆越国存在的时间是大致吻合的。这从侧面透露出，骆越方国的都城离龙母原始发祥地不会很远，就在大明山附近。一个方国不会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标志，总是就地取材，因为这标志不是别的，而是它的保护神，而保护神总是萦绕在身旁，须臾不得离开的。在古人的意识里，保护神掌管着方国的命运，掌管着方国的安宁，掌管着群氓的祸福，方国的核心是与它的原生地共存的。

其五，围绕大明山麓的壮族民间习俗，对骆越方国都城的存在做了佐证。过去只知道夏历三月三歌节是特掘回来给龙母扫墓的日子，但对其更深层的含义尚未挖掘。特掘由蛇升格为龙，是在以风送龙母下葬的那一天，这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信息，三月三可能是古骆越方国一个重要转折的日子，或许是其由部落联盟升格为方国之日，也就是骆越国建国日或重建日，三月三是其国庆节，或许是一位重要的王登基之日，总之不是一个平常的节日。特掘送龙母下葬的地方是在大明山顶南侧的一座山峰，寸草不生，呈八字形墓顶，在两江、陆斡一带仰望，轮廓清晰。当然那是传说，不是真正的坟墓。但透过这一传说，留下了一个信息，即特掘葬母于大明山上的那一天，是它成龙的日子，成龙就意味着新王登基，登基的地点当然在大明山下，则其都城必在山下无疑。所以三月三歌节实为骆越国建国日或骆越国新王登基日。大明山周围还有一个特殊的节日达汪节，纪念的是为保护鸟兽而殉身的女神，她的尊号也叫娅汪，壮语叫Yahvuengz，yah为祖母，vuengz是王的意思，故Yahvuengz意为祖母王。在这里，娅汪已和龙母有所融合，都是保护动物的。鸟兽不过是图腾的符号，也就是各部落的代码。娅汪保护鸟兽，也就是保护辖下的各个部落，这正显示了她王者的身份。关于达汪的殉身，民间传说是被土司剖腹而死，从麻雀将她抬到月亮里的神话情节看，明显是后加的，不是原生型情节。民间广泛流行的俗语“十七达汪伤，十八达汪死，十九备棺木，二十葬达汪”，比较接近原型，这分明暗示，这位女王是在事变中受伤而亡的。这一带历史上只存在过骆越方国，故娅汪当是骆越方国女王无疑，她的死日实为骆越国的国殇日。她的死惊天动地，连鸟兽都一起哭泣。壮族的“七月十四节”不应当叫做“中元节”，这是外人的叫法，壮族只叫“七月十四节”。中元节来源于佛教的盂兰盆会，据《盂兰盆经》，目连因其母死后受苦，他请佛帮助解脱，佛令他于每年夏季众僧安居终了之日，以百味飨众僧，即可解脱。这天正好是夏历七月十五，遂成节日，但汉族早已不过了。壮族的“七月十四节”不同，在观念上完全没有目连救母的意识，而是纪念祖先。节日过得很长，从七月七日开始，十四、十五、十六三天为正日，十七到二十日接达汪节，实际是达汪节的延展，其中有受中元节影响的部分。这期间祭祀祖先，祭祀达汪，也祭祀野鬼，要烧鬼衣和冥币。气氛凝重，确有国殇的氛围。纪念娅汪的节日如此延伸，如此隆重，又如此凝重，说明娅汪不一般，而是女王级的人物。娅汪故事集中流传在大明山四麓，也传到古骆越境的一些地方，如云南富宁县也有娅汪节，但情节只说她教人们穿牛鼻绳驯牛。也说她死于七月十八日，故富宁的娅汪节在七月十八日。驯牛犁田，这涉及到壮族对水稻移栽技术的发明，这历史可就十分悠久了。《富宁县壮族稻作文化资料选编》说：“娅汪在壮语里的意思是女王。”点明了她的身份。富宁属于古骆越境，所说女王当然是骆越女王。回到大明山麓，这位女王既然生活在大明山下，她的王国也必定在这里。考证历史，这里只有过骆越国，故娅汪理所当然是骆越方国之女王。惟有她这样的身份，而且是对推动壮族祖先耕作技术的进步做出了贡献，才能在民间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以致为她形成了一个节日，并且代代相传，直至今日。从这些传说、节日民俗中可以推断古骆越方国的都城方位。

以上诸方面，即骆越地名的存在，文献的记载，地理环境的吻合，民间传说留下的可贵信息，民族节日的内涵，正好回应了考古的成果。综合起来考证，它们环环相扣，互相呼应，互为表里，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古骆越国的中心在今大明山南侧山麓，都城在离马头春秋战国古墓群不远的陆斡一带。大明山西南麓属于南宁市郊区，离南宁市仅80公里。公元前111年南越国亡，其邦国西瓯国、骆越国同时亡。中国封建时代的残酷规则，亡国之都往往被彻底毁坏，让其荡然无存。娅汪死亡的过程，就透露了这样的信息。骆越都城毁，桂南政治中心稍为南移，晋代移到第二道屏障高峰岭和第三道屏障邕江之间，形成了今天的南宁市。南宁市最早的建置是建于东晋太兴元年（318年）的晋兴郡的郡治。今天广西的政治中心，依然没有超出当年骆越国的京畿范围，大明山依然是南宁市北部的天然屏障和后花园。南宁市的兴起，其根基当与古骆越方国政治中心打下的基础有关。

骆越与西瓯是构成今天壮族的主要两个支系，它们存在一千多年，创造了灿烂的稻作文明。今天壮族传承的古代文化，在很多方面是西瓯、骆越人创造的。骆越方国创造的稻作文化、大石铲文化、龙母文化、青铜文化、青铜文化中的铜鼓文化、花山文化，等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骆越人和苍梧人、西瓯人一起，在我国最先发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为中华民族也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今南宁市范围，发掘出了骆越人祖先留下的十四处贝丘遗址，从中出土了一万年前原始石磨盘、石杵、石磨棒等稻谷的脱壳工具，其中南宁市亭子圩遗址出土的这类工具，经C¹⁴测定为11000年。年代仅次于湖南道县壮族苍梧部祖先留下的12000—20000年前的炭化稻粒，比江西万年县的一万年稻谷遗址早1000年。到了骆田时代，骆越人对境内的田畴整治已经卓有成效，已经会根据潮水的涨缩选择田块。今天，整个华南无论哪个民族，都以大米为贵，餐桌上的主食主要是大米饭，以大米为原料的食品系列有米饭系列、米粉系列、粽粑系列、糍粑系列、米粥系列、汤圆系列、米糕系列、米饼系列、米花系列、饮料系列、米肉系列、灌肠系列等12个系列，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副食的猪鸡鸭鹅，也是大米的转化物。从旱地农业地区移居岭南的汉族等民族，也都放弃了麦类的种植，和壮人一起在餐桌上享受壮族祖先创造的稻作文化。骆越人的这一大贡献，与日月齐光。

骆越人的青铜技艺有很高的水平，他们所制造的灵山型、冷水冲型、晋宁型铜鼓，是铜鼓鼎盛期的产物，是八型铜鼓中的顶级产品，代表了铜鼓技艺的最高水平，高大厚重，设计奇巧，工艺精湛，花纹繁缛。鼓面上的青蛙立雕，一反青蛙45⁰蹲势，脊梁与鼓面平行，臀部隆起如猛狮，身上饰以稻穗文，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正是骆越人对稻作文化贡献的特别标记。鼓面上的太阳纹告诉我们，骆越人有自己的欧几里得，公元前他们就能够在鼓面上表现出分割圆法。分割圆法被认为是两千多年前一个民族最高科学水平的标志，从记载上看当时世界上只有汉族和古希腊的欧几里得能分割圆，人们没有想到壮族祖先也能做到，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罢了。骆越人制造的镦、圆形器、牛首提梁卣、钟、靴形钺等青铜器，都有很高的水平，尤其是牛首提梁卣，设计精巧，卣纽和卣腹上四头圜眼圆睁的水牛头，堪称一绝。

骆越人的生产工具别具一格，其早期的带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是典型的越人产品。所铸造的铜钺类包括靴形钺、扇面钺、风字形钺、铲形钺、圆头形钺等，形状多变、精巧实用，表现了骆越人的聪明才智。其所制造的大石铲为国内一绝，长舌形，束腰，边沿加工精细圆润，束把处有边牙，以便绑牢。最大的长60多厘米，宽20多厘米。既是生产工具，也是一种艺术品，祭祀稻作神灵时又是神器。其设计独具匠心。其他如西林的战国铜棺，合浦鸭首流铜魁、凤凰形铜灯、人足形铜盘等，都闪耀者骆越人智慧的光芒。

花山文化是骆越人创造的世界闻名的艺术画廊，主要分布于左江及其支流明江沿岸，绵延200多公里，另有5处分布于左江流域的凭祥市、天等县等处。共有84个地点，183处，287画组。主体形象为人身蛙形的蛙神形象，赭红色，平涂成投影式（鬼影），皆两臂弯肘上举，半下蹲成骑马式，犹如蛙泳之状，整个画面呈欢歌狂舞之态，震动人心。花山崖画是骆越人祭祀蛙神的圣地，是按照骆越人敬祀蛙神的场面描绘的。除了蛙神形象，还有奔犬、鹿、鸟、铜鼓、铜锣、星星、太阳等形象。其产生年代上限在战国，下限在西汉，长达700多年。少量为后世仿制。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宁明县的花山崖画，壮话叫做岜莱（Byaraiz），岜意为山，莱意为花纹。因其规模最大，故以之代表整个左江崖画。花山崖画和世界各地岩画相比，有显著的特色。其蛙神形态不仅整齐划一，而且绵延700多年而不改，比较罕见。宁明花山画面高40多米，宽长达170多米，就一个“地点”（世界岩画规则，画面边沿外500米内无画为一个“地点”）的面积来说，堪为世界之最。此画面尚可辨认的人物形象达1300多个，所有的大小图象加起来达4万多个，世界少有。花山崖画是稻作文化的集中展示，像这样大规模展示稻作文化的艺术珍品，堪称一绝。花山崖画不是静态古老文化，而是活态文化，其所展示的稻作文化，依然活在民间。至今在古骆越北界红水河沿岸的东兰、凤山一带，还保留有“蛙婆节”，祭祀民族图腾蛙神。节日里跳的蛙舞，舞者戴蛙首头套，跳跃之状酷似花山崖画上的动作，其他地方民间流传的一种师公舞，也酷似花山形象。故舞蹈家们把花山人物形态称为蛙形舞姿。花山崖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已收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假以时日，它必将出现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中。

骆越人的文化遗产不止这些，但仅从上面所举，已足以说明骆越文化的辉煌。这些文化瑰宝不仅是骆越国的，也是整个壮族的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到国家的文化安全，不可等闲视之。追寻骆越方国的足迹，还原骆越方国的真实面目，继承和发扬骆越优秀文化遗产，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庄严职责，这就是《大明山的记忆》的意旨所在。

梁庭望

2006年9月于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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