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宽哥劝学 在新烟小学,韦国清看到了从教室里走出来的儿童,想起了小时侯读书时的情景。恰在这时,对面走来一个人,满面笑容,望着自己却不说话。“黄茂芳!”韦国清惊喜地叫到。两个人紧紧握手,互致问候。“我们是老同学啊!”韦国清说。“不,你还是我的先生呢。”黄茂芳认真地补充了一句。“那是因为我爷爷先教了我两年。”黄茂芳接着说:“记得你小时侯给我说过,你爷爷是真正的观音菩萨,是世上最善良、最疼爱你的人。” 是啊,在韦国清的亲人中,祖父给他留下的记忆最多,也最深刻,因为祖父是他的第一个启蒙教师,又是当年最后一个离开他的亲人。 在乡里,韦庭繁是以严于家教闻名的。儿子宗典,小时侯就在他的督导下,读了多年的旧书,包括国学启蒙和儒家经典。不仅识了字,而且懂得了一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韦庭繁似乎预感到长孙将来会有大出息,所以,对邦宽的教育抓得特别紧。 竹木遮掩的小屋里,传出一阵阵诵书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邦宽至晚从六岁起,就由爷爷教他识字了。 “爷爷,‘善'我不懂。” “‘善'就是见人有难处,我去帮他。” “什么近、远?为什么狗不叫?” “不是狗不叫!‘性相近,习相远',是讲人的心本来差别不大,都是好心。后来,有的学好,有的学坏,差别就大了,所以叫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是讲小孩一天不读书,就会变懒、变笨、变坏。” “‘贵以专'我搞不懂。” “这个最要紧!要学好大本事,最要紧的是不分心,要一心一意地读书,搞不懂决不能松心。贵以专才会有出息。” “贵以专”三个字,邦宽记得很认真。他是个听话的孩子,爷爷说要紧,他便照着去做,牢记不忘。正是这三个字,成为他少年聪明的源泉 , 成为他后来一生中为人做事的根本,也是他之所以善于担当重任、善于解决新问题的性格依据。 “该讲故事了!”邦宽合上书,兴奋地望着爷爷。邦宽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韦庭繁也把讲故事看作教育儿孙的功课。《水浒传》、《三国演义》与太平天国的故事,常常使邦宽听得入迷,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成为他崇拜的偶像。父亲宗典小时侯就常听爷爷讲这些故事,养成疾恶如仇的性格。在邦宽的心目中,父亲就象爷爷故事里讲的英雄。邦宽想,听故事比学《三字经》更管用。他在生活中处处受到英雄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爷爷给他讲太平天国洪秀全、冯云山组织农民举行起义的故事,并教给他“天父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的祖传民谣。从这首民谣中,邦宽渐渐懂得了民族平等与天下太平的道理。 爷爷的启蒙教育持续了一年多。大约在七岁的时候,家里就送邦宽到七、八里外的弄往去读私塾。 韦国清还记得私塾先生的第一堂课。一开头,先生就诵了几句古诗:“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然后说:“光阴好比河水东流入海,永远不会再回来。你们今天不努力读书,将来后悔就晚了。” 弄往的私塾先生程礼科,本地人,汉族。当时,他带有十几个学生。程先生为人正直,是位循礼守道的忠厚长者。每个学生每月交给他七、八筒米做学费,逢年过节再给先生送些礼物,这便因学生的家境而有别了。但先生待学生并不分贫富贵贱,倒是富裕人家的孩子因贪玩不用功常常挨先生的板子。 弄往路远,又要爬山过水,邦宽便与住在附近的孩子相约同行。屯更屯紧靠弄英屯,又是邦宽去弄往的必经之地。住在这里的黄茂芳是邦宽的同窗,每天清晨都等邦宽一同上学,很快他们便成了要好的伙伴。邦宽与茂芳每天带午饭去上学,下午放学,傍晚才能回到家里。茂芳家富裕些,常带大米饭,而邦宽家田少米缺,多是带玉米稀饭,有时是红薯。 邦宽吃的虽不及人,但读书特别用功。私塾教学仍以旧书为内容,邦宽年纪虽小,但有爷爷为他打的基础 , 人又聪明 , 好记性,对先生布置的课文,能背诵如流,深受先生喜爱和同学敬重。茂芳比邦宽大七岁,但贪玩、脑子笨,对书无兴趣。每次背诵课文,他都不能善始善终,常被先生在掌上打板子。一提到读书,邦宽与茂芳的年龄便倒了过来。邦宽常象兄长劝解小弟一样,要茂芳少贪玩些,读书要肯吃苦,要专心。茂芳从心底里尊重他,遇到问题,也情愿向这位不打板子的小先生请教。可是秉性的改变很难,一年多了,邦宽已经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开始读《大学》和《中庸》。而茂芳还是读《三字经》与《千字文》,总过不了启蒙关。 从弄英到弄往,山荒林密,几个孩子走在僻幽的小路上,听任草丛树林里禽兽出没,不曾停步。但心里总不免有些畏惧。每次上路时,他们都要以游戏定输赢,谁输了谁就第一个上路,走在最前面。邦宽每次都能赢,但遇到胆小的朋友输了,他还是主动地走在最前面。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传统的教育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动摇。僻远的广西东兰,到二十年代初,也开始推行教育改革,兴办小学堂,私塾随着也被禁停了。 1922 年,邦宽和茂芳一起自弄往转到巴朋屯上小学堂。巴朋小学堂离弄英屯四、五华里,有二十多个学生,一个老师。小学堂给孩子们教语文、算术等新知识,邦宽耳目一新,学习的兴趣更浓了,他的成绩依然领先。不过巴朋离家近了,虽依旧带午饭上学,但放学回家较早,爷爷又不能允许他中断对旧书的学习,因而每天晚上他要按照爷爷的要求和布置读《四书》。两种学习任务他都要完成。后来他回忆说:“假如当时只读小学堂的功课,我的成绩会更好。”茂芳终因小学堂的功课太深,而停止了上学。 巴朋小学堂的老师名叫程义学,汉族。他是一个有新思想的读书人,对农民子弟很有感情,一心为了山区子弟的开化,对无力缴学费的学生也很照顾。后来在苏维埃时期他仍然当老师,还支持自己的儿子程维德参加红军。 黄茂芳问韦国清:“小学堂程义学先生的儿子好象叫程维德,是不是跟你一起参加红军的?没有见回来。”“是程维德,开始与我在一个班,还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后来分开,在去江西的路上还见过一面。他在 58 团,后来听说 1930 年 12 月打湖南武冈时牺牲了。去江西的路上,牺牲了不少战友。” 韦国清停止了说话,黄茂芳也低下了头。一时,韦顺规和覃建元的面孔出现在韦国清的眼前。 在巴朋小学堂时,邦宽结识的朋友越来越多,陀螺比赛成为小朋友的盛会。在比赛中,能与邦宽争冠军的,只有顺规和建元。 1926 年春节,在拉力屯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陀螺比赛,附近村屯的男女长幼都来观看。比赛持续了半个月,最后是韦邦宽与韦顺规进行决赛。两个人大战三天,最后韦邦宽夺取第一名。 邦宽在巴朋小学最难忘的,是听程义学老师讲《论说文海》,使他接受了许多关于爱国反帝、批评时弊、主张社会改革的思想。不幸的是,在他读书期间,家里不断遇到灾难性的打击,上学时断时续,三年后终因家破亲亡而辍学。 俗话说,亲不过母子。邦宽自来到人世间,幼小心灵遭受的第一个沉重的打击,便是母亲的病逝。母亲对邦宽的爱与邦宽对母亲的爱,都超过了对所有的亲人。母亲覃氏未嫁前开朗活泼,能歌善舞。自嫁到弄英屯开始,便成为韦家生活的主要支撑。从田间的劳作,到家务的操持,她全要尽力用心。她进门十年,为韦家生了三男一女。这样的付出,已经接近于妇女所能承受的极限。然而,她上有二老,下有四小,中有夫君,自己的生活需要便排到了最后。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两种生产的消耗,疾病便必然地成为她生命的严重障碍。在这个家里,唯一能给她带来轻松和快乐的,就是她的小日宽。邦宽手勤眼快,读书之余,常帮母亲分担劳务。更重要的是,邦宽成为与母亲对话的主要对象。语言的交流对一个山村妇女来说,是缓解疲劳和疏理郁结的重要条件。只有邦宽能给母亲说几句体贴的话,也只有邦宽能给母亲输送一点新的信息。高兴时,母亲也给邦宽唱山歌听。在精神上,可以说母亲对儿子的依赖超过了对丈夫的依赖。对邦宽来说,比起严厉的爷爷和沉默的父亲,母亲的怀抱使他感到无限的幸福和温暖,而且这种幸福和温暖在离开母亲之后,就再也寻找不到了。 在帮宽去弄往读私塾的第二年,严霜到底是厚厚地压在了这棵稚嫩的幼苗顶上。 那一天下小雨,我放学回家就去山上放牛。母亲病倒在床上,问:“日宽回来没有?”奶奶就到门口等我。母亲等我回到家以后,才断了气。 这是七十多岁的韦国清对自己幼年的回忆。 不幸的母亲就这样耗尽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在临终前,见不到宽儿就咽不下最后一口气。而离开母亲时的情景,也是韦国清晚年最清楚的一段记忆。可见是母子连心,终身难忘。 自从母亲去后,邦宽放了学要用更多的时间搞家务、放牛,忙时还要缺课。但毕竟还有祖母照顾。三年后,祖母又病逝,继母生了弟弟帮定和邦伍。家境日下,邦宽的学业就难以为继了。而且,更大的灾难还在等待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