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掌”是一种僚语鸟名

　　〔内容提要〕 僰人是从先秦时期到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以前生活在今宜宾市范围内的一个古老民族。万历元年，由于明朝大军的“剿杀”，这个古老民族由此消亡，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关于僰民族的下落，史学界存在多种说法。本文认为，僰人主体确被明军灭绝，但仍有一部分僰人融入当地汉族、苗族之中，这些人都应是僰人的后裔。

　　“僰人”是世居川南滇北，历史悠久，曾对川南滇北的开发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少数民族。但至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僰人这么一个分布广、善生产、讲博爱的少数民族，却从蜀南滇北大地神秘消失，只留下今天珙县、兴文、筠连乃至云南威信、盐津一带千仞绝壁之上的一具具黑沉沉的悬棺。那么，僰人是怎样消失的？有无后裔？自然成了人们特别是民族学者和历史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不避浅陋，拟依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和川南民间传说，对此问题作一简要考述，并就教于方家。

细查历史典籍和地方史志的记载，便可知道僰人消亡的主要原因，乃是明政府的血腥屠杀和大规模镇压。据史籍记载，明政府对僰人（明代称“都掌人”）的大规模镇压计有3次。第一次是在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提督四川军务、兵部尚书程信及襄城伯李谨，率大军18万人围剿都掌人，共斩首3017颗，生擒935人，焚寨1457处、粮仓981所，获铜鼓63面，并牛、马、猪、羊、盔甲、镖、驽、牌、刀、旗号、弓箭无数。（见《明宪宗成化实录》卷五十三）第二次是在正德十一年（公元1517年），朝廷命四川巡抚都宪马昊、总兵吴坤，调筠连、珙县、乌蒙（今云南昭通）东川军万余人，重点围剿以今珙县南部麻塘坝为中心的区域，俘斩都掌人3000余人。第三次是在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四川巡抚曾省吾“以南中军都督刘显为帅，以总兵郭成、张泽等12人为偏将”，调汉土官兵14万人，对都掌人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曾省吾下令军中“有捕斩渠率，因荡平寨巢者，赐银五百两；捕获牲口，一人赐银一千两；斩首一级，赐银五百两。其死罪因能捕斩，得除罪。”（《叙州府志》卷十六）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军“莫不争先效死”。于是，“乃骁将用命，谋勇凑进，劲弩速发，神火猛攻。”最终，明军以其万丈凶焰，陷僰寨60余处，并攻下了都掌人的最后据点九丝山（今属兴文县九丝城镇），“擒斩俘共四千六百一十五名，内称王酋首阿大、阿二等二十六名，招安二千三百八十一名，拓地四百余里。又得获诸葛鼓九十三面……都蛮负隅称雄，历二百余年，今始荡平”。（明《万历实录》卷二十）在这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中，明军的手段惨绝人寰，令人发指。据《两朝平攘录?都掌》记载：破九丝后，“与蛮有大仇”的明将郭成“即以所获首级，易别将所获生蛮”，并已部所擒者共一百二十人，“乃缚置父墓前树上，亲率家人妇子，设祭奠告墓。令刽子手二十人剖蛮腹，剜其心，以百二十红盘盛之，大鼓吹祭父灵。”又据《荡平都蛮叙功疏》记载，大量被生擒的都掌人，则于“军前酌行处决”，并将首级“发袅”各地。曾省吾并致信刘显说：“坑蛮寨，或招或剿，随将军处置，不必固执。若系良善，非惟不可杀亦不必动兵。若系叛蛮留在后日，果若有患，此将军之责矣。”（曾省吾《平蛮录》卷七《檄文百十》）终于造成“山都之地为之一空”这一惨烈后果。
　　为彻底灭绝都掌人，以收斩草除根之效，明军所发缴文称：“九丝之破，工夫全在搜山。搜山尽绝，方称荡平。”又说：“攻克九丝之后，选委精兵扎定并已降设官外，余即分遣官兵搜剿箐林，务在尽除首恶。”万历二年（公元1574元）四月戊午，兵部言：“九丝都蛮遗匿山箐尚多……及今不剪，滋蔓难图。”要求明军官兵尽行“剿绝”，“务将深箐以次督兵砍伐，若再有漏匿鼠贼，严行搜捕尽绝，以保无虞。”（《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二十四）虽然如此，刽子手曾省吾仍担心不能收到斩草除根之效，故不断询问：“据诸将平日口称及揭报者，皆云九丝城上有数万叛蛮，不愁获功不多。今访得擒斩不及二千名颗，余蛮作何下落？”“访得九丝叛蛮围困已急，多有偷路从天蓬六寨、洪岩、落下寨逃去者，此一路系往镇雄地方，应严加擒拿。”当参与镇压都掌人的永宁（今叙永）宣抚使奢效忠报称攻下落武、落拗等蛮寨后，搜山擒斩首级72颗时，曾省吾质询道：“此地二千余蛮，岂是七十余功可以搪塞？”密切关注此事的首辅张居正也强调：“彼既恋其故土，又曾许以抚怀，乃一旦欲别处之，祸萌当此生矣。”于是，刘显又驱兵，“俘斩千一百有奇。”明统治者甚至大改都掌人用过的地名，如改九丝城为“平蛮城”、凌霄城为“拱极城”、都都寨为“都定寨”、大都都山为“都定山”、“印靶山”为“文印山”、吊猴山为“降蛮山”、黄土岭为“荡蛮岭”、鸡冠岭为“金鸡岭”、内官寨为“武宁山”等，并留精兵一万七千六百余人镇守“蛮地”，以去除心腹大患，使都掌人彻底绝灭。
　　然而，据民间流传的说法，僰人并未被明军斩尽杀绝，还有后裔，即祖辈居住在珙县洛表镇何家岩西北麓之“何”姓族人，也即“后山何家。”建国前，珙县南部便一直流传着。“游倮倮，范苗子，后山何家挂岩子”（ “挂岩子”即指悬棺）的民谣，似可佐证。又1946年民族学者芮逸夫先生（今居台湾，任台湾大学人类学系荣誉教授）曾走访“后山何家”族人，并在《川南民族的悬棺问题》一文中写道：“此种人之遗裔，在兴、珙一带犹有存者，但已完全汉化……据称其始祖何大宁，原系九丝都掌蛮酋阿大、阿二之同族。都掌叛时，大宁投军至一何姓将军麾下，因改‘阿’之‘阝’旁为‘亻’旁而为何姓云。”1982年，“后山何家”耆老何家成在回答调查者提问时还说：“我们的祖先是长房，是当官的，没有反对朝廷；造朝廷反的是三房上的‘阿大王’他们。”“二房在云南，民国十三年，他们那一支曾下来朝过祖。我们是在麻塘坝的‘珍珠伞’（地名）向着岩上的悬棺跪拜的。”而洛表麻塘坝内，早在1974年，就有汉族耆老对调查者说：“解放前，我亲眼见到何孝大（‘后山何家’族人）带着很大一群人，吹吹打打到‘珍珠伞’下祭奠悬棺。”又据史志工作者调查，珙县苏麻湾（原属兴文）一带的何氏人家虽不承认自己是“挂岩子”的后代，但每年腊月和清明节当汉族祭祀祖先和上坟扫墓时，都在夜间偷偷跑到悬棺的山崖脚下祭拜自已的祖先。
　　考古学资料也说明珙县麻塘坝和苏麻湾何家与行悬棺的僰人之间的密切关系。1974年，四川省博物馆和珙县文化馆共同清理的麻塘坝僰人悬棺随葬品有一支红色竹箸，上面草书汉文：“……五子阿旦沐。”据实地调查，当地一名叫傅长泰的老农于1936年在麻塘坝“三眼洞”悬棺葬岩脚下耕地时亲眼见到掉下来的一具悬棺中有一块竹片上书写有正楷汉字“阿光冀。”“阿旦沐”、“阿光冀”显系人名。因此，今天珙县和兴文县一些何姓人家的“何”由“阿”所改成应是可信的。
　　此外，珙县、兴文县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们说，都掌人被明军打败后，还有许多人逃往珙县洛表、洛亥及云南省威信、镇雄等县偏僻的深山老林（据最近云南电视台新闻报道中称，在威信县瓦石料和旧城、罗布两乡交界的旧洞发现了数十具悬棺，笔者推测应是这些逃亡僰人带去的葬俗）。《珙县志》卷七《风俗》亦载：“珙县远僻山中有胡子苗其名土僚者，那倮之别种。此夷县属颇少，惟上罗、洛表以南间或有之，亦多改汉服，更其旧俗。”笔者判断这些都掌人虽逃到偏远山区，为防备明军追杀，仍然被迫汉化。
　　我国研究悬悬棺葬俗的权威学者、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陈明芳女士在其所著《中国悬棺葬》一书中则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即幸免于死的都掌人除一部分被迫汉化外，另一部分又同化到当地苗族当中。她写道：“明朝万历年间剿灭都掌人之前，县志只有关于都掌人（僰人）的记载，而无关于苗族活动的记载。在兴文县凡是都掌人曾聚居的山寨，如鸡冠岭、内官寨、印靶山以及九丝山一带的寨子，万历元年明统治者镇压都掌人后统统变成了苗族村庄。不仅兴文县如此，而且邻近的珙县、长宁县、叙永县和云南省东北部的威信县等地过去都是僰人居住的地区，后来也全部变成了苗族村落。现今川南山区的苗族山寨与历史上都掌人聚居地区一致，这种情况说明都掌人的幸存者中有一部分又同化到当地苗族当中”。笔者十分赞同陈明芳女士这一判断，理由有三：一是珙县民委1996年编著的《珙县苗族志》中明确记载，珙县苗族出现的时间是在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也可参见拙文《苗族迁徙历史考述》，载《四川苗族研究》一书）；二是1999年有夏天，笔者到筠连县毗邻珙县沐滩乡、下罗乡的苗族聚居的腾达镇考察，便了解到当地苗族人民有在清明节祭祀悬棺的习俗；三是据民族调查，川南宜宾地区的苗族，从明末清初以来一直流行一种“还泰山”的祭祖仪式。其祭祀必在家里举行，且必在夜深人静，妇女熟睡之时；尽管如此，举行时还要在门上挂刺藤，告诉外人，哪怕是本村的也不能进家来。当晚，主人邀请族内兄弟在家杀猪祭祀，从杀猪到吃肉，始终秘密进行。他们对外人解释是只有这样做，祖魂才肯前来享祭。实际上，这种神秘的祭俗说明主人不愿让任何人—— 包括妻（她自然来自外家），女（她必然嫁到外家）和同村人知晓自己祭祖，不愿让外人知道自己祖先的姓名和真实面貌的心理。它反映了明末清初川南宜宾地区民族关系紧张这一历史背景，也提供了部分都掌人可能融入苗族之中的线索。（参见马席绍：《玉秀苗族礼俗》，载《兴文文史资料》第十四辑）无独有偶，在今云南盐津县苗族中广泛流传的《悬棺葬之谜和盐津白鹤》的故事中，还记载了僰人首领“哈氏三雄”中的哈三妹与盐津苗族首领白鹤结婚的故事。在哈氏（又称阿氏）三雄牺牲后，在大关河和南广河流域居住的广大苗族，还修建了许多座“龙君庙”对阿氏兄妹三人进行祀奉。现关河两岸的苗族群众中还广泛流传着《怀念僰龙君三圣》的史诗。（参见张宁：《关于苗族迁入昭通地区时间问题的探讨》，载《朱提文化研究论丛》，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这些传说当不会是空穴来风，应是史影的折射。
　　综上所述，种种迹象表明，僰人未被明军灭绝的说法是符合逻辑的。僰人（都掌人）在明军的血腥镇压之下改名换姓，以服变俗者有之；逃亡者有之；融入当地汉族、苗族者有之，这些人都应是僰人的后裔。这就是本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