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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古历史的研究,由于史料的限制,很多时候只能做“合理推论”。要否定别人的认为“很可能”的推论,要么指出其中的“不可能”,要么提出“更可能”的假设,否则一味要求完全确凿的证据,就钻进牛角尖去了。
而且有些结论看似草率,却可能是限于篇幅没有详述论据和论证过程而已,未必是想象中的“牵强”。 例如:“许多少数民族先民的名称往往随代而异,壮族也不例外。我们认为,上述西瓯、骆越、乌浒、俚僚等等,都是壮族先民的族称,也就是说,今天的壮族是西瓯、貉越的后裔。”
在“我们认为”之前,实际上背后有众多研究成果在支持。比如西瓯和骆越的密切关系可见诸史籍(《舆地志》、《汉书》等)。骆越原为“越骆”(《吕氏春秋》、《水经》、《齐民要术》等),符合壮语中定语后置的语法习惯,而且“骆”可与壮语中“鸟”、“水田”、“铜鼓”等发生关联,在汉语中则无法解释。其余种种,无不经过很多前辈学者的研究论证,并非简简单单得出的结论。 现代壮族和现代埃及、土耳其的情况亦不能简单类比。现代埃及、土耳其居民与古代当地居民没有渊源关系,这是有确实资料证明的,而壮族生活的地域并没有关于种族灭绝、大规模迁徙的记载或传说(已经被证明没有根据的就不算了),为什么不能认为壮族世居岭南? 关于古人类化石的体质测量数据,我手边的资料恐怕和南乡子采用的资料不同。《壮族通史》中提到,甑皮岩人的体质特征与柳江人相近,距山顶洞人较远;而鲤鱼嘴人(非“鳄鱼嘴人”)的数据虽然和柳江人的相距较远(欧氏遗传距离7.8991),但和山顶洞人相距更远(欧氏遗传距离系数9.7508)。 秦汉时的瓯骆人的人口并非无迹可寻。《史记》和《后汉书》中就有记载:“瓯骆兵四十余万”。如果考虑到士兵家属,以及其他没有当兵的人家,瓯骆人的数量还应当多出几倍。 其他问题就不一一讨论了。总之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掌握的资料不同,对资料的理解不同,讨论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