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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8 12:02:51|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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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各民族盛行酒文化,酒品丰富多彩,其酒文化的历史到底有多悠久?蒋廷瑜诸先生认为,先秦两汉的岭南酿酒业已有较大发展。如广西武鸣、恭城等地发现了一批商周时期的青铜酒礼器,有卣、尊、罍等。贵港罗泊湾一号南越国墓的《从器志》载有“厨酒十三罂”。贵港东汉墓曾出土一件红陶灶模型明器,被认为是典型的酿酒工作灶台,灶台边有5人分别在做不同的作业,十分形象地展现了酿酒作坊生产的过程。笔者进一步研究认为:《楚辞·九歌》云:“奠桂酒兮椒浆”、“援北斗兮酌桂浆”,古文之“酒”与“浆”时有混用的情况,“桂酒浆”当是以桂合制的酒。肉桂树产自岭南,以桂树原料所酿之酒当在战国时已闻名中原,故被楚人用于祭奠之礼。又,上古汉语的“醪”为“酒”,但今人早已忘却,《说文·酉部》云:“醪,汁滓酒也”, 醪即为未经过滤的酒汁;《广雅·释器》亦云:“醪,酒也”。而今之壮语的“酒”发音为“l·u”,上古汉语的“醪”(l·u)的古音分部为“来纽”、“幽部”,表明两词读音相同,当为同源词。这意味岭南壮族先民应当是中国最先学会酿酒的民族之一。
事实上,岭南民族史和民族语言研究的先驱徐松石、闻宥诸先生,都十分擅长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去解读许多岭南文化之谜。又如,岭南汉墓遗存中已经多见有随葬鸭子等家禽的模型明器,但还不足以说明谁是最早的驯养者。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将野鸭驯化为家养,也是岭南壮侗先民对中国古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闻宥先生指出,在古汉语中描述鸭子的古汉字演变的层次顺序是:鹜→鴄→鸭,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在写给他侄子的信中说:“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又,《白虎通德论》云:“匹,谓鹜也”,表明当时尚无鸭字,而鸭子的汉字古音发声(鴄)至今仍保留在壮泰语中,如龙州壮语念“Pit”;泰语念“Pet”( 闻宥:《语源丛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
古代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合,它体现在诸多方面,手工业的进步就是物质文明发展的集中体现。桂林大岩、柳州鲤鱼嘴等史前遗址已经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陶器,百越先民及其后裔也一直以制陶工艺著称于世,如岭南考古发现的越式几何印纹硬陶、东汉青瓷,都足以证明古越人卓越的陶瓷工艺成就。但如何运用实验考古学方法去揭示当时的制陶工艺,这就是一个学术难题。郑超雄诸先生通过调查靖西等地现存的壮族古老手工烧制陶器的状况,通过细致的比对,就复原了广西史前先民制陶工艺的一段流程,从而为解决壮侗先民制陶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民族志依据。
重现岭南古族社会文明的案例实难胜举,但这是否意味挖潜的宝库已近枯竭。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再如,中国东南和岭南地区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擅长纺织业,生产的“越布”闻名中原,成为朝廷贡品,但因其工艺被棉织业所取代,今天人们已经不知上佳之“越布”是为何物,在许多有关南方民族史和文化史的通论性著作中,所提到的越人及其后裔的纺织产品主要为棉、竹、麻、蕉布等,根本不提“葛布”,有的百越民族史学者甚至主观认为“葛布”就是“苎麻布”。针对此,笔者曾对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史料作了一番梳理,最后确定用葛藤纤维织造的布料,一直是百越民族及其后裔历代生产的纺织佳品,如三国时,交趾郡守龙编侯士燮每年向吴王孙权进贡的主要特产就有细葛布,南朝时郁林出产的龙凤葛就是由朝廷派人至当地定制的上佳葛布,在(唐)《元和郡县志》记载的东南、岭南地方贡品中也多有葛布,直到清代,广东少数民族生产的“雷州葛布”仍然是天下第一的纺织佳品(见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在“黄河中心论”偏见的影响下,至今许多人仍然认为岭南一直是蛮荒之地。史实并非如此,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岭南也有过其不可替代的辉煌文明。人们常说,汉唐盛世及当时东西方交通和丝绸之路的繁荣,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两个高峰。岭南和交趾地区是当时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和前沿,是海上丝路的始发港和东西方贸易交通的必经之地,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本区域能承载这种时代大交流的重负吗?史实胜于雄辩,今合浦汉墓群分布长达数十公里,宽二至三公里,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现已经被国家纳入大遗址保护区,迄今为止,合浦等地汉墓出土的珍贵文物难以胜数,许多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徐松石先生分析了两汉书的郡县人口记载,就敏锐地指出,当时交趾、合浦等地的人口数已经大大超过中原内地的许多发达郡县的人口数,这绝非偶然,必有其物质基础和社会背景。据笔者研究,汉赵岐《三辅决疑》说:“《左氏春秋》,远在苍梧”,表明在东汉后期至三国时期,岭南地区已经形成了苍梧广信和交趾龙编两个文化中心,海内外学者云集于环北部湾地区,儒、佛、道等学说在此交汇和传播发展。
有鉴于此,如果我们说岭南古族社会文明研究仍然大有可为,可以说目前所取得的成果还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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