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诗语意象表现之二:民族性的真挚书写 作为少数民族诗人的重要代表,韦其麟的诗歌中自然包含着鲜明的民族性。而对“民族性”的坚守,是韦其麟创作中一以贯之的理念。笔者曾看到他初期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性”:“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玫瑰花的故事》《百鸟衣》等叙事诗开始,他的诗歌便以其独特的民族性表达及多元的民族形式再现为学界所接纳。” 不仅如此,韦其麟在随后的写作中也并未抛置其本有的“民族性”,并且呈现出了不断强化的姿态,这对于当下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具备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就具体的写作来看,韦其麟对于民族性的展现主要通过“神话意象”“英雄意象”来完成,这些意象一方面植根于丰富多彩的民间神话传说,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近、现代英雄革命斗争的描摹上。 在创作初期,“民族性”几乎成为了韦其麟的唯一源泉,他也由此塑构出了鲜明的民族性意象。如在《玫瑰花的故事》中,“玫瑰花”这一“神话意象”摆脱了一般性的西方文化内涵,而被诗人赋予了鲜明的壮民族特征。该诗通过叙述尼拉与夷娜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二者因反抗国王和王子的“霸权”,最终“拥抱着撞向石台”———最终生成了“玫瑰花”这一“有刺的奇花”。由于故事本身带有着强烈的壮民族文化内蕴,在此基础上所生成的“玫瑰花”则自然具备了鲜明的民族性特征。正如诗中所写:“时光象万丈瀑布哗啦啦地倾泻,/春连着夏呵,秋去冬来又一年。/那堆黄土忽然长起了一枝有刺的奇花,/殷红的花瓣绿绿的叶,/馥郁郁的花香溢满园。/‘玫瑰花’——— 人们给它安上名字,/就从那时候起哟,世界上才有了玫瑰花。”又如《百鸟衣》中,韦其麟围绕着“百鸟衣”这一“神话意象”,书写出了独具壮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化传说。诗人将“百鸟衣”作为“神衣”来再现,极尽了其所具备的神奇力量,如诗句“你看羽光亮闪闪,/百鸟衣是件神衣,/九洲里头找不着,/寻遍四海难得到”“穿了百鸟衣,/老头也变得后生俊俏;/穿了百鸟衣,/姑娘见了心欢就会笑。”等。而这一具备着“神力”的“百鸟衣”最终帮助古卡战胜了邪恶的土司,这同时暗含着壮族人民对于困扰其生活的“土司”制度的反叛。 韦其麟在1984年所作的长诗《寻找太阳的母亲》中,也直接呈现出了壮族古老传说的影响。该诗的引言部分写道:“这是一个永远年轻的故事,/却又非常非常的古老———/那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没有见过太阳;/那时候,壮人住在/没有太阳照耀的地方。/只是传说,在遥远/遥远而又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给人间以温暖的/给世界以光明的/辉煌灿烂的太阳。”韦其麟循着这一“永远年轻而又非常古老”的壮族传说,书写出了壮族的“逐日神话”。本质上看,该“神话”带有着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变构性质。诗中的这位“年轻的孕妇”,为着满足乡亲们“对光明的殷切的渴求”与“对温暖的深沉的想望”,兀自走向了寻找太阳的路途中,这使得“母亲”与汉族逐日神话中的“夸父”形象等同,但韦其麟又对此进行了自我的变构。因为诗中的“孕妇”在阐释自己“逐日”理由时说:“当我死去,还有我的儿子/继续我的道路,走向太阳。”由此,“母亲”的形象中也融入了“愚公”的精神特质。可以说,韦其麟以其出色的艺术想象力实现了对民间文学的创造性思考,营构出了独具壮民族特色的“逐日神话”。 如果说《玫瑰花的故事》《百鸟衣》《寻找太阳的母亲》等诗歌中建构出了壮民族特征鲜明的“神话意象”,那么《平天山传奇》《郁江的怀念》《红水河边的传说》《凤凰歌》等诗,则将视域投向了壮族近、现代的斗争生活上,由之凝构的“英雄意象”则与壮族人民的英勇精神紧密联系起来。近代以来,壮族人民因不满封建统治、军阀混战等带来的压迫与动荡,不断地进行着反抗与斗争,涌现出了一系列的民间传说,比较典型的如太平天国传说、左右江革命传说等。这些传说在反映壮族人民勇于抗争的同时,也为后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韦其麟的许多创作即源于此。如《平天山传奇》歌颂了太平天国时期壮族农民领袖黄鼎凤领导的农民起义,《郁江的怀念》书写了郁江自太平天国到新中国这段时期的丰富历程,《红水河边的故事》则歌唱了赤卫队与人民共同抗击敌人的英勇气概……而其长诗《凤凰歌》则立足于解放前壮族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的战斗生活,在塑造达凤由壮家孤女成长为游击队女英雄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壮族人民奋勇抗争的决心与勇气。正向学者黄桂秋所说:“《凤凰歌》是作者(指韦其麟)在民族文学创作上的新成绩,是一曲优美动人的民族颂歌。” 民族性不仅作为韦其麟诗歌写作的重要坚守,更成为了少数民族诗人理解本民族文化的一把“钥匙”。正如有学者所看到的:“……一部作品内容的民族化或区域化程度是与作者对本民族、本地域民族生活的理解深度成正比的。对于一个民族或区域的历史文化、生存状况体验愈深,他笔下的艺术造型也就愈洋溢着独特的区域或民族气息。” 韦其麟对于壮族文化、生活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他与壮族民间文学之间更是形成了双向的互动关系,这就决定了他对壮民族特征的传释更具创造性,使其立足于民族性的诗歌写作也更为自然与生动。 四、诗语意象表现之三:文化性的深刻再现 洪子诚与刘登翰曾指出:“壮族诗人韦其麟的创作,和民族民间诗歌、传说的关系密切。发表于1953年的《玫瑰花的故事》,以及《百鸟衣》《寻找太阳的母亲》《山泉》等,都与民间传说有关。”同时,他们还强调了《百鸟衣》与壮族民间传说之间的重要联系:“故事(指《百鸟衣》)来源于壮族民间传说《百鸟衣的故事》(或《张亚源和龙王女》),韦其麟对故事情节和人物,作了若干重要的改造。” (P92)这即表明,《百鸟衣》中塑造的人物“古卡和依娌”,来源于民间传说中的“张亚源和龙王女”,二者之间有着基础性的“传承”关系。而韦其麟在《写<百鸟衣>的一些感受和体会》一文中,也直观地道明了其写作《百鸟衣》时对壮族传说的借鉴,以及对原作所作的“若干重要的改造”:“《百鸟衣》的传说是童年时听到的,后来据我了解,它流传得很广,故事情节虽各有出入,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为了把主题更加明朗起来,赋予它积极的社会意义;为了把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明朗和丰富,使人物的形象更趋于完美、鲜明,就不能单纯地把原来故事不加选择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而必须经过一番整理,在原故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 这种“改造”包括了“简化古卡的成长过程”“把依娌描写成一个美丽的、勤劳的、聪明的、善良纯洁而又吃苦耐劳的姑娘”等内容,而“改造”过程既呈现出了韦其麟对民间文学的自觉吸收与借鉴,又表达出了他关于壮族文化的创造性思考。 民族文化对于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来说影响深远,它通常作为后者写作的源泉而存在。就此而言,壮族文化对韦其麟的诗歌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韦其麟曾对以花山壁画、铜鼓为代表的壮族文化,表达出了极强的自豪与认同感。这种认同伴随着他对壮民族“没有广泛通用的民族文字”的忧虑,在他看来,“民族文字”的匮乏对于壮族作家的写作来说“无疑是一种妨碍……壮族的书面文学只是壮族知识分子用汉文写成的作品。” (P5)韦其麟在表达这一忧虑的同时,也呈现出了其对壮族文化的深刻体认。从韦其麟的写作历程来说,无论是在写作初期对壮族民间故事、传说的直接借鉴,还是新时期以来对民间文学的自觉融入,其创作中均有着壮族文化的影子,而这种独特的文化性主要是通过“河”“动物”等诗语意象来呈现。这些意象一方面凝结了韦其麟对于壮族文化的深刻思考,另一方面则饱含着他对广西地域的真挚情感。 韦其麟的诗歌中首先建构出了以红水河、郁江等为主体的“河”意象,这种意象带有着文化原型的性质,其中融构的是韦其麟对壮族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沉思。如叙事诗《红水河边的传说》中,韦其麟书写了党领导的赤卫队与人民一道,在“红水河”边与“敌军”斗争的故事,诗句“万山隐在暮色中,/眼前景色有多美://一轮明月上山顶,/万片银波落河心。//银波托着小渔船,/此时已过千重山。”在再现“红水河”优美景观的同时,真情地歌赞了壮族人民的英勇与智慧。而在抒情诗《红水河从烈士碑前流过》与《红水河———永不苍老的河》中,韦其麟将自身对于“红水河”的真挚情感和盘托出,其中既包含了他对红水河边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的崇高敬意,又有着对由“红水河”所凝聚的光辉形象与高尚品格的真情歌唱。在诗句“红水河,/远方———你的名字消失了,/而你是不会消失的,/红水河,/岁月一样永不苍老的河,/时间一样永无干涸的河”(《红水河———永不苍老的河》)中,韦其麟将“红水河”与“岁月”“时间”同构起来,暗喻了由“红水河”所凝构的壮族历史与文化的永恒性。又如《郁江的怀念》中,韦其麟一方面通过描绘郁江的优美景观,展现出了他对郁江自然之美的热爱;另一方面,诗人经由对这条自太平天国时期开启的历史意义上的“郁江”的描摹,寄寓了他对壮族历史文化的无限感慨。 其次,韦其麟在散文诗中建构出了以“动物”为主体的文化意象群,表达了他对丑恶社会现实的揭示与批判。韦其麟曾看到壮族民间文学中对动物故事的独特讲述,他指出:“动物故事中的动物是人格化了的,这些动物形象是自然界的动物,又不是自然界原来的动物,都被赋予了人的思想和性格。故事的目的并不是原原本本讲动物界本身的事情,而是借动物的形象来表现人间世态。” (P125)由此观之,以“动物”为主体的意象群的建构体现出了韦其麟对于广西地域文化的独特情感。诗集《梦的森林》充斥着对动物的“拟人化”描摹,韦其麟运用拟人化的寓言笔法,集中地表达出了自身对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名利”“谎言”“世故”“虚名”等丑恶现象的批判与鞭挞。 而在诗集《依然梦在人间》中,韦其麟延续了《梦的森林》的“拟人化”笔调,他在《种鸡》《猴子》《蛆之歌》《鼠的抗议》《苍蝇的轻蔑》等诗歌中,将写作的重点投射到有着不良品行的动物身上,并通过对它们丑陋行径———如种鸡的欺软怕硬,猴子的自欺欺人,蛆的得过且过,老鼠的无理抗议等的审视,生动地传释出了他所持有的社会批判性。 总之,韦其麟的诗歌创作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史,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均有着重要的诗学价值。他在曲折而漫长的诗歌创作生涯中,逐步型构出了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这种空间正承载于其诗中所凝构的诗语意象内。笔者通过探究韦其麟诗中的诗语意象,不仅有力地窥探到了其诗歌所展现出的浓郁的地域色彩,而且真切地体悟到了他对民族性的执著坚守。与此同时,韦其麟的诗歌创作植根于悠久的壮族历史文化之上,这使得诗语意象在凸显壮族文化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层面,同样具备着鲜明的话语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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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4 10:13:11
这不仅充分彰显出了其少数民族诗人的文化身份,而且对其在当代文学中重要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很大的助益。
郭辉、
肖远新、
丘振声
等人的文章则从“民族文学”“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角度来观看韦其麟叙事诗,鲜明地呈现出了其诗歌创作与民族文化之间紧密关系。杨璐萌主要探究了韦其麟民间传说题材的叙事诗中所表现出的“壮乡民族空间”的构建,剖析了构建的三个层次———即地理、想象、心理,指出韦其麟的民间传说题材的叙事诗“真实地反映了广西的自然地理环境,并且通过想象使整个壮乡民族空间更具文学性,同时有着鲜明的情感价值取向。”
以上的这些研究将关注点放置在韦其麟与民间文学、民族文化等因素的紧密关系上,在呈现地域、文化之于韦其麟诗歌创作重要影响的同时,逐步建构出了一条从“文学地理学”角度来探察其诗歌的研究路径。
这即是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拓展了原有的以“时间”为主体的史学呈现,在建构出“空间性”研究视域的同时,经由对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审视,融构了文学与地理、物质与精神等诸多驳杂要素,表现出了较强的综合性。
而读者通过这些由不同的“土壤”“阳光”“气候”“民风民俗”所凝构而成的地域文化风物,不仅能够窥见诗人们富于民族性的诗学表达,还能感受到风物本身所带有的鲜明的地域色彩。
因此,韦其麟通过描绘“花山壁画”,深刻地诠释了他对广西地域文化内涵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