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界外人眼里，民歌研究也许并不深奥：基本结构是上下句、四句头、五句子；多数内容是情郎哥哥小妹子；体式则是五更、四季、十二月或者是反反复复的分节歌。一听就懂，一分析就明了。然而，以我数十年学习、采集、记录、研究民歌的体会来说，民歌研究远没有那么简单。相反，我觉得很难。而且，愈是深入愈感到难。为什么？我想，大概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由民歌的“口头性”所带引出来的它在传唱时妙不可言而又转瞬即逝的那种“活”“变”状态，我们很难把握；二是浓缩在民歌当中的社会、历史、哲学、民俗、语言、信仰、仪式乃至天文、地理内容异常丰富，我们很难穷尽。甚而其中每个领域，都可以建立起一个很大的研究系统。例如，民歌与民俗，除了普遍性的论述外，真要深入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民歌的民俗内容中去，岂是几个人或几本书能讲透彻的？又如，民歌与社会，如果仅仅将歌词简单化地等同于所谓“社会”，必然失之于浮泛。只有如孔子论“诗”那样，一一深究其“兴、观、群、怨”，才可能真正揭示民歌的社会学内涵。须知，先贤所谓“民歌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歌是民族精神的档案”等，绝非轻狂之言。而是为我们树起的一个“民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远大目标。总之，同任何音乐学研究一样，若讲现代意义上的民歌文化学研究，我们不过才刚刚迈步。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目前的民歌研究成果。而是希望我们突破以往限于结构形态或概论式的思维模式，能在解决诸如上述两个难点或其它课题上有所推展。如此，我们的民歌研究才能与它数千年的悠久传统和丰厚积累相称，与一个现代人文科学的学科观念相适应，才能在当前各社会人文学科多向交叉发展的总格局中居于一个高起点，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以这样的学术追求而言，我认为明洋学长近期完成的这本新著——《越歌—岭南本土歌乐文化论》，恰好是民歌学界至少是我本人多年来所期盼的、用新的视角、新的理念统观某种民歌文化资源的一个可贵尝试。
全书的核心论题是“越歌”，“越歌”原本是自古以来一个通用的对百越地区民歌的俗称。但为了廓清作者本人的学术取向，他又特意用“岭南”“本土”“歌乐”六个字对其地域、文化范畴和体裁归属加以界定。诚如他所言：“岭南，是百越地区的一个部分。岭南越歌的蕴藏量大，越人后裔的歌乐活动一代比一代精彩。”“歌乐是文化的有声载体，最活跃、最广泛、最恒久地存活在民间口头艺术之中。”最后，他再缀以“文化论”，标示了自己立论的根本旨趣：就一种渊源有自的区域性民歌进行全面而又开放的文化阐释。
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从选择研究对象到逐步获得相关资料，再到案头分析及最后完成著述，也许顺利而短暂、甚至一“挥”即就。也许漫长而艰辛、遍尝“千虑”“冥想”之苦，充满了反复曲折，甚至穷一生之精力才交出“答卷”。以我粗疏的了解，明洋学长所作《越歌》，走的就是后面这条路。概括说来，他为完成这项研究所经历者，有如下数端。
一、长时间的酝酿、准备。
可以说，他自1959年从西安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毕业分配到广西艺术学院任教而入“岭南”、并逐步接触壮、瑶、侗、汉、毛南、仫佬等民族民间歌曲起，就与“越歌”结缘。这期间，他多次到各民族地区采录考察，反复感受这一部分“越歌”的风貌气韵，也对其形态特征进行了相关整理研究，前后共20多年。1980年代中，他工作调动到广东省音乐研究所后，继续扩展了对“越歌”的采录和研究，至今又是20年。两广又称“两粤”，是岭南文化传袭生存的腹地，但广东又被视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中心，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明洋学长先在广西、后在广东的前后四十六年的漫长经历，使他对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及在相同根源滋养下生成的绚丽多彩的民歌不仅熟悉亲切如故土，而且在熏陶、浸泡既久之后，已经将它们很自然地融入自己的精神和生命之中，也最终成为撰写本书的基础。
二、丰富雄厚的积累。
这里包括两个方面的积累。一是原态的，即他一次又一次赴民族地区采录民间歌曲所收集的口碑资料。它们直接来自本土文化的传唱现场，其真实、生动性是任何形式的材料无可取代的。本书附录1964年3月9日至5月17日《那坡县各族音乐普查报告》仅是其中一例。而作者对越歌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实地考察所建立起的资料系统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另一方面是作者对所有“原态”性资料进行反复深入思考后日益积累起来的。它们属于“思想”性质的资料，也可以说是经过学者的思维而形成的“再生”资料。对于“善思”的明洋学长而言，早在六十年代，他就开始做这种有关“越歌”的思想积累。先后发表了《桂西南采风报告》（1960）、《论德保壮族民歌》（1961）、《壮族民歌》（1962）等。1980年代以后，又撰写了《壮族“双声”的腔调类论》（1982）、《腔口论—壮族“双声”的北路风格探微》（1984）、《壮族的音乐文化》（1986）、《百越文化中的音乐》（1988）、《越系多声音乐文化背景及其亚文化因素》（1990）、《岭南土著音乐的“越徵”调式体系及其文化积淀》（1997）等。这些以调查报告或论文形式发表的一系列“思想”资料，真实地反映出作者对同一研究对象由表及里的认识和思考脉络。一个学人能够持续地跟踪并专注一种文化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必然会形成自己对这一文化的独特理解。
三、以越地（岭南）、越人、越歌三大要素为宗。
在历时与共时的交错往复中探讨“越歌”的音乐文化个性，并争取将一个完整而颇具深意的“越歌论”留给历史。我想，这就是明洋学长四十余年来上下求索的最大愿望。历史上，关乎“越歌”的整理研究，早先有清代诗人吴淇与赵龙文、吴代、黄道合编的《粤风续九》、清人李调元在该书基础上再编的《粤风》唱词集和屈大均《广东新语》中有关“粤俗好歌”的精彩论述。后来又有1920年代至1980年代民俗学界、歌谣学界、音乐学界对两粤民歌的记录整理和研究。无疑，他们都是越歌文化的拓土者，所录所论弥足珍贵。但限于当时的环境和学术自身发展的程度，上述诸著多数是某个民族、地区歌谣的记录整理和歌唱活动的描述。本书作者一方面以历代保留下来的“越歌”史料为幸，另一方面则为历史如此悠久、地域如此广大、蕴藏如此丰富的“越歌”没有一本专门的“越歌文化”论著而遗憾。于是，作为一个越歌在当代两广地区传承的见证人、越歌考察、整理的参与者、岭南音乐文化的体验者和思考者，明洋学长主动选择这一研究专题也就成为十分自然并在情理之中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在中国文化史上，“岭南”是可以与黄河流域（包括齐鲁、燕赵、三晋、秦陇诸文化区）、长江流域（包括吴越、荆楚、巴蜀诸文化区）、北方草原等并肩而立的区域文化之一，但有关这一地区的学术研究，却远不如以上所列举者。那么，越歌研究的紧迫性和开创意义，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通读全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紧紧把握住“越歌史”和“岭南歌乐体系”这两条主脉。前四章以史为主干，后五章全面展开有关“歌乐体系”的论证。但两条主脉并未截然分开，而是各有侧重，互参互证。这也就是近期国际国内音乐学界热烈争鸣的史学与民族音乐学两个学科“双向渗透” 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当然，真正通贯全书的则是“岭南本土歌乐文化论”这个最终要完成的学术主旨。而让我们看重的，恰好也就是这个主旨。虽然，本书没有使用诸如“地域文化”一类的概念，但它实际上是以民歌为对象的“地域文化”研究。再进一步说，就是文化地理学指导下的“音乐地理学”的个案研究。“越歌”在本书中，既有历史学含义，又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既有丰富的音乐学内容，又接触到多层面的文化学材料。对此，作者均作了有序的安排和颇为充分的讨论。总而言之，本书在“越歌”这个论题上所展开的，围绕“史”“论”两大主干，自然延展出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古文化学、人文地理学等诸多人文学科内容。这样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既符合新世纪以来各社会人文学科主动而多向交叉的新趋势，又为民歌研究开拓出一个新境域。或许可以说，它是运用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理论，深入研究地域民歌文化的第一本专著。这本专著的最后一章，还专门研究了“越歌的继承与发展”问题，这在当下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作者在广泛、深入的回顾与展望中，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许多可行性对策建议，在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的结合上，不失为实事求是之举。这些也都值得业界和政府予以重视。
学术研究常常被概括为“文字工作”，但这只说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本质而言，它其实是以学者的生命投入为代价的。他们观察、参与、记录、剖析某个文化……，最终将一种文本转成另一种文本。它是某种文化的一个时空断面，它更应该是从作者数十年充实而丰富的人生体验中摘取下来而行于文墨的“铭感录”，所谓“道德文章”是也！君不见，在本书的“立言”中，我们所谛听和触摸到的，通篇不都是作者和他所描述的文化之间那种相互感应的气息和命脉吗？！
是为序。
2005年4月15日星期五
北京德外丝竹园思仁斋
乔建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前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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