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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水河文化考察与研究（三）

来源网站：(www.gxnews.com.cn 桂龙新闻网 2002年07月03日12:31:22) 编辑：2002.09.04

作者：覃乃昌郑超雄覃德清廖明君宋书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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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红水河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区域性特征

(一)红水河文化的总体面貌

1 从经济文化类型看，红水河文化是以稻作为主的农耕文化民族学上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文化特点的综合体，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最晚的可能产生于早期阶级社会，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之所以说红水河文化属稻作为主的农耕文化，不仅是因为稻作农业在这里的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因为稻作农业在这一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稻作文化对这里的文化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里的民族，就基本而言，是稻作民族。

首先，从考古发现看，如前所述，这里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许多与稻作农业有关，说明红水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稻作农业。其次，从这些地区遗存的大量“那”、“纳”(田地名及古老的稻作词汇看，也说明这里的稻作农业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深刻的影响。其三，这里的许多特有文化现象、生活习俗都与稻作农业有关，例如：(1)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节。许多专家认为，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节习俗的形成与原始的稻作农业有着密切关系。红水河流域的田地多分布在山岭之间的被称为“骆”的　、峒之中，田块沿坡开辟成梯状，位于坡上的梯田主要靠泉水或雨水灌溉，这对自古以来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稻作民族来说，适时适度的降雨，对农业生产以至人们的生活关系重大。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经过观察，人们发现蛙鸣与雨水有着密切的联系，即“青蛙呱呱叫，大雨要来到”。由于人们对青蛙的生理特性及其与雨水的关系无法认识，就将之神秘化了，认为青蛙与天气、雨水有着一种神秘的关系，进而认为青蛙是天上主管雨水的“雷公”的女儿，通过青蛙可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从而把青蛙神化并加以敬奉，于是形成了崇拜青蛙和举行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青蛙)节的习俗，并代代相传。壮族崇拜青蛙历史悠久，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左江崖壁画里，“每个人的形象都叉开双脚，两手拱起，手指和脚趾叉开形同青蛙。而来宾师公的舞蹈，也是这个形状，分明是青蛙的造型。红水河中游的蚂虫另(虫加另为一个字)舞，是用竹子扎成青蛙状，如同人们舞狮子一样拿来舞弄，步伐全按青蛙跳跃的形态，这是青蛙表演”。（２）崇尚和使用铜鼓。红水河上游地区除出土铜鼓外，民间收藏和使用的铜鼓，仅登记在册的就有1100多面，⑧是世界上民间收藏铜鼓最多的地区。而且这些铜鼓至今仍在民间重大庆典活动中使用。铜鼓是源于稻作农业的一种艺术，铜鼓上最普遍、最广泛的纹饰是青蛙纹饰和青蛙塑像。青蛙是铜鼓的象征，不少地方把铜鼓直接叫“蛙鼓”。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罗香林说：“至谓铜鼓制作，并与祈雨有关，则亦有客观依据。观鼓面常铸立体蛙哈或赔蛛，殆即因祈雨而作。”⑨至今东兰、巴马、南丹。天峨一带的蚂蚁节，每个程序都在铜鼓伴奏下进行。其中在为蚂蚣卜葬时唱《铜鼓歌》：“打鼓响一声，万村得太平，不受水旱灾，不受虎狼侵。打鼓响二声，五谷得丰登；一穗三百粒，十粒有一斤。……，”和着铜鼓声，青年人跳起蚂朗舞和铜鼓舞。此外，红水河流域壮族民间在收藏铜鼓时，有用稻草绳拴其耳，或将铜鼓倒置盛满稻谷的习俗，说此举为“养鼓”，以防其飞跑。这些都说明铜鼓与青蛙的关系及它们与稻作农业的关系。铜鼓文化源于稻作农业，是稻作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３）　这一地区壮族的其他民间传统节日基本上是按照稻作农耕季节依次展开的，例如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从而说明稻作文化在这里具有深刻的影响，是这一地区传统文化中的底层文化。

２．从民族文化特征看，红水河文化是以壮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

红水河流域的人口构成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壮族是这一地区的土著，创造了对这里的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稻作文化。瑶族、汉族等是后来才进人这一地区的，并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壮族文化的影响。例如瑶族水稻种植、使用铜鼓、瑶族和汉族比较普遍地学会使用壮语。瑶族和汉族在不少方面吸收了壮族的生活习俗，瑶族过去大多数住“人字”素，现在很多都学习壮族人建起“干栏” 式房屋，或二层，或三层，中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家禽，上层堆放粮食杂物。汉族有些也建“干栏”式房屋。据《大化瑶族自治县概况》记载：“布努瑶的节日在祝著节、春节、中秋节、清明节、七月十四、谷雨节等，除祝著节是布努瑶特有的民族节日外，其余的乃是受汉、壮民族影响的结果。”⑩由此可见，红水河流域文化是以壮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

３．从区域性文化特征看，红水河流域是云贵高原文化与华南丘陵低地文化的结合部

从自然地理上看，如前所述，红水河流域处在两个过渡带：一是云贵高原向华南丘陵的过渡带，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上游山高坡陡，中下游由丘陵山地过渡到和缓的河川平原；二是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下游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上游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从历史上看，红水河流域也是一个特殊的区域。首先，如前文所述，红水河上游地区历史上是夜郎国、　郡的势力范围，或者说是南越国与夜郎国的结合部。其次，这时的壮族大多自称 “布越”、“布雅依”、“布依”，与今贵州境内的布依族自称相同，语言和生产生活习俗也基本相同，说明历史上他们是生活在一起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著名民族学家江应梁先生据此认为：“南越国‘以财物役属’的都是‘百越’民族，夜郎是其中之一，而同师以西则无能为力。

这是什么缘故？我们认为，南越能以财物役属夜郎，正可以说明夜郎与南越是同一民族。”(11)据史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历史上的夜郎国主要是布依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因此，红水河上游地区当年属夜郎国的范围是可能的，而且天峨、南丹等地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属黔州，唐以后其行政区划才属岭南。因此，红水河上游地区文化中包含有高原文化的因素。第三，红水河历史上是云贵高原文化与岭南低地丘陵文化互相沟通的主要通道，具有重要的地位。

历史上，夜郎国与南越国关系密切。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夜郎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人朝。上以为夜郎王。”说明夜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与南越国有着互相依存的关系。据《史记》记载：“南越食蒙蜀拘酱，蒙问所从何来，曰：‘道西北　　，……’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日：‘独蜀出拘酱，多持窃出市夜郎. ”说明四川的拘酱是通过夜郎，由夜郎再经胖阿江（红水河）运至南越的，当时夜郎与岭南地区有着相当频繁的贸易往来。历史上红水河还是一条军事通道。据《汉书》记载：“武帝元鼎五年秋，南粤相吕嘉反，使驰义侯发夜郎兵，下　江，会师番禺，讨之，未至，而南粤平，置九郡。”《唐书》也说：“太宗贞观十年，夏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　　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蛮俚降者二万八千余户。”唐代渝州即今重庆，西赵在今贵州境内，这说明红水河自古以来还是四川经贵州进人广西的通道。综上所述，红水河流域是云贵高原文化与华南丘陵低地文化的结合部，它既有高原文化特征，如旱作农业文化及高原民族的生活习俗，又具有华南低地丘陵文化特征，如稻作文化和稻作民族的习俗。这也是长期以来这一区域文化给人们以神秘感的重要原因。

（二）红水河文化的区域性特征

１．开放性

主要表现为开放性的民族文化品格。一是表现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善于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二是表现为整个区域文化的开放性，既吸纳了高原文化的因素，又吸纳了低地丘陵文化的因素。仅以壮族为例，在语言方面，这里的壮族自古以来就吸收了汉语成分，据粗略统计，目前在壮语词汇中，汉语措词大约占１０％左右，而在叙述现代政治内容的文章中，汉语借词大约占５０％左右。文字方面，红水河流域民间流行使用大量的swdip即摹仿汉字构字方法构造的壮文方块字，用于抄写师公经文、民歌唱本、契约等，《布洛陀》、《莫一大王》、《布伯》等大批民间文学作品，就是用这种方块壮字抄写才得以保存下来的。

教育方面，红水河流域大约在民清之际就开始创办以汉语文教学为主的学校，培养汉文化人才。宗教方面，晋代以后，道教、佛教传入包括红水河流域在内的壮族地区，被壮族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吸收适合本民族的内容和形式，揉进本民族的民间宗教之中，形成了师公。在师公仪式中，既有道教的内容，又有佛教的内容。如此等等。

红水河流域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在这里很早就接受了马列主义。被毛泽东同志称为“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的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早在１９２１年就在东兰县武篆区成立了“改造东兰同志会”，联合１００多名革命青年，提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等口号，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次年又领导农民武装起义，打倒土豪，进攻东兰县城，农民起义队伍发展到１５００多人枪。１９２５年，韦拔群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使红水河和右江农民运动如火如茶，为１９２９年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右江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韦拔群等一大批壮族革命志士在革命斗争中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重要骨干，其中一部分以后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广西籍将军１８人，其中东兰县就有５人，他们全部是壮族。

２．宽容性

主要表现为宽容性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宽容性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开放性的民族文化品格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其主要表现为对异族文化采取宽容的态度。从红水河流域壮、汉、瑶等民族之间的关系看，他们在文化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也难免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总的表现是和谐的。壮人欢迎汉人是历来如此而壮与瑶族打“老同”、“老庚”则比比皆是。这种宽容性的民族文化心理，是这一地区民族团结，较少民族矛盾纠纷的重要原因。

3、坚韧性

主要表现为坚韧的民族文化精神。红水河两岸丛山峻岭，河床深切，水流湍急。河水既不能用于灌溉也难于行船，“红水河九十九道弯，十个竹排九个翻”，是当年红水河河上运输条件险恶的生动写照。红水河流域以石山为主，耕地少，是广西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国外不少专家学者考察这里的七百算等大石山区后断言：“这里不是人类生存的地方。”但在这些地方生活的壮、瑶、汉等民族同胞，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用石头垒起一层层梯地，种上粮食作物，发展多种经营，他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大石山区中生存了下来，有些地方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还走上富裕之路。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除了某些领导搞瞎指挥和浮夸风应予批判外，红水河流域广大人民群众坚韧不拔，以“雄心征服千层岭，壮志压倒万重山”的英雄气概，战天斗地，改造穷山恶水，他们的事迹著称于世，他们的精神至今仍令人钦佩。此次在都安瑶族自治县考察，我们向一些干部问起什么是红水河文化精神，他们自豪地回答：还是雄心征服千层岭，壮志压倒万重山”的精神，还说，这种精神是环境逼出来的，我们的条件差，必须有这种精神，才能生存下去。该县县委宣传部黄部长还半开玩笑但却很自豪地说：“这两句是绝句，谁也没有超过。”在我们考察期间，都安瑶族自治县正在组织学习宣传优秀共产党王任光不畏艰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事迹，大家认为在王任光身上体现的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民族文化精神。

这种坚韧不拔的民族文化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有表现。 19３０年，红七军主力北上后，以壮族战士为主的红二十一师，在师长韦拔群（壮族）和政委陈洪涛（壮族）的领导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抗击了由帝国主义支持的数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坚持斗争达两年之久，狠狠打击了桂系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１９３２年韦拔群壮烈牺牲，革命暂时转人低潮，在白色恐怖下，东兰县西山区党支部始终没有被摧垮，这是红水河流域坚韧性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又一表现。

４．滞后性

由于红水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处于云贵高原和华南低地丘陵的结合部，既远离华南低地文化中心，又远离高原文化中心，而且这一地域的北部有苗岭，南部有大明山，东部有都阳山脉，西部有凤凰山脉和九万大山，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影响了区域内部和外部的文化交流。唐宋以后，这里实行土官统治，加深了这种封闭性。近代以来，革命思想在这一区域传播，深人人心，激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但是解放以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原因，这里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经济文化发展上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例如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长期农耕经济孕育的封建落后的小农意识，重农轻商意识以及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崇信鬼神的宗教观等等，还比较普遍地存在，并直接影响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覃乃昌郑超雄覃德清廖明君宋书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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